极权之下,基督徒的爱、公义与能力

特色

感谢傅牧师的邀请,让我来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题是:

《极权之下,基督徒的爱、公义与能力》

一、自我介绍——信主经历

我是施明磊姊妹,86年出生于河南。算下来,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的曾祖母是个老基督徒,她80岁信主,活到104岁。我的童年有很多回忆是我的曾祖母,她带我去教会,万事祷告,每日主歌不断,感恩喜乐,爱人如己,她104岁没有任何病痛归了天家,去世时安详平安。

而我,因为受无神论教育,我便不再信什么了。

一直到在十年前,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她教会的平安夜音乐布道会,我听到赞美诗歌,仿佛回到童年那个平安喜乐有爱的记忆,随即做了绝志祷告,2012年的6月19日于长沙受洗归主。

我是和平年代长大,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加入WTO 全球化,我大学学习互联网,工作是全球电商的运营管理,见证了全球化带来的高速发展,也经历着从开放到封闭,从和平到斗争。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我,在这个大时代下,却经历着不平凡的经历。

二、程渊被捕,家属的抗争——突破被囚的恐惧,讲述真相

两个月前,在ChinaAid傅牧师的帮助下,我和女儿辗转抵达美国,逃脱了中共秘密警察的控制。

事情要从我丈夫的被捕说起,我的丈夫叫程渊,他还未信主,是一个慕道友。现在他和他的同事刘大志、吴葛健雄至今已被长沙国安任意羁押700多天,他们是长沙富能NGO机构的成员,也被人们叫做长沙公益仨。

过去十年,他们为中国:

一亿乙肝携带者、

7500万残障人士、

125万艾滋病携带者倡导平等权利;

他们倡导废除计划生育,关注计生受害者,为600万失独家庭争取救助金;

他们倡导流动人口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

由于这些工作,他们被控颠覆国家政权,被囚禁、酷刑、秘密审判。自2019年7月22日他们被抓,他们被剥夺通讯权,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们的律师辩护权被抢走,6位律师在同一天集体遭强制解除,官派律师被作为国家机密隐藏。

家属们亦遭受迫害。仅仅因为我是程渊妻子,我被长沙国安监视居住180天,期间被戴黑头套、手铐、强制审讯,被冻结银行账户,扣押证件,多次遭到威胁。

吴葛健雄的父亲吴有水律师多次被国安、律协、司法厅约谈、骚扰、威胁。在2020年春节后他去问询案件进展时,长沙国安威胁传唤他,扬言要将他一起抓走,险些有去无回。

我被长沙国安和深圳国安反复威胁,其中长沙国安声称如果不是因为我有个小孩,他们保证我1000%已经在看守所了,尽管他们知道我没有任何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我和吴葛健雄的父亲吴有水律师都是基督徒,虽然面对人身威胁,我们仍然坚持为长沙公益仨发声,叙述真相。我们去了长沙20多趟,走了35000公里的路程,穷尽一切法律途径,最终换来的只是长沙的办案单位——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的秘密审判,至今长沙市中院的法官赵喆仍然拒绝告知家属审判结果。

回想起被长沙国安打压迫害,中间支撑我能够冲破被控制的枷锁,突破那个幽暗至极的恐惧的,是我教会的弟兄姊妹每日的守望代祷。至今我仍记得一个姊妹跪在地上为我痛哭祷告:“主啊,你保护她,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仁。你将她遮盖在你翅膀的荫下,没有人可以夺去她在你里面尊贵的公主的身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她被辖制的灵完全得释放!”。耶稣的爱就在弟兄姊妹无条件的守望代祷中显明。

三、我的教会正经历着打压和迫害——宗教迫害进行时,假借法律之名,剥夺宗教自由

然而迫害却不止于此,我所在的教会于今年4月25日被秘密警察和宗教局冲击,10个弟兄姊妹被带走审讯了12个小时,而当日他们只是在主日礼拜,听牧师证道,敬拜上帝。随后,教会被强制关闭,不允许他们再进行聚会。牧师被24小时监视。教会的公众号也于上周被强制关闭。不仅是我所在的教会,5月以来,有影响力粉丝众多的基督教公众号,视频号,社交媒体先后被关闭。

这些,都是以违反《宗教管理条例》之名,尤其5月新出台的《宗教互联网信息管理条例》,更是成为打压基督教媒体的工具。

我三岁女儿的教会学校也未得幸免,她于2019年8月底入学,5天后,她的幼儿园便被警察上门威胁关闭,否则警察要抓走她的校长。我女儿的遭遇是中国基督教教育遭受打压的一个案例,中国政府常常以“非法经营”为由强制关闭基督教学校。

四、我们的经历有何意义?——活在真理中,寻求上帝的爱、公义、能力

这一切的发生,看上去是偶然,却是必然。我们这个小家庭,不过是后极权时代的缩影。后极权时代,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出台法律的人是最不讲法治,玩弄操纵法律的人;号称爱人民的人,却是残酷打压建设公民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人;号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却是破坏世界和平,引起分裂与斗争的人。

今天我作为程渊妻子的遭遇,揭露着中国政府是如何假借国家安全的名义,操纵玩弄法律,实现对人权捍卫者的全方位打压。而假借法律之名,对中国的教会和基督教教育连遭打压,更是显露出这个政权侵犯宗教自由,实施宗教迫害的本质。

中国有近1亿的基督徒,有3.5亿多有宗教信仰的人,这构成了推动中国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力量。近些年来,政权不断收窄宗教自由的空间,面对一切美善的力量,他们选择了敌视和对立。这样的情形,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卓别林的一句话:“You need Power, only when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harmful. Otherwise, Love is enough to get everything done.”

而我们基督徒,在极权之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以赛亚书9章6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愿所有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在这支离破碎、日渐分裂、黑白颠倒的世界,仍保持智慧的眼睛,勇敢的心,与主合一的灵,living in the truth 活在真理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公义、能力。

也请弟兄姊妹,为仍然被囚中的长沙公益仨守望代祷,使他们得释放、得自由!

国际反酷刑日,反酷刑的人正在被酷刑

特色

——写于长沙公益仨被任意羁押700天

文:施明磊 长沙公益仨程渊之妻 06/26/2021

6月26日是国际反酷刑日,正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

在这个节日,我想起了程渊被抓的那日,2019年7月22日,我被戴上黑头套,手铐,带走审讯的情形。近20个小时的审讯,已是深夜,我惊魂未定,十分恐惧。带头抓捕的是长沙国安林圣新,他黑着脸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你老公都做了什么?说出来吓死你,你老公程渊在做反酷刑!”

我的确愣住了,但不是因为得知程渊在做反酷刑,而是反酷刑竟然在国安的嘴里,变成了滔天大罪。我问到:”酷刑难道不应该反对吗?!全天下的人都应该反对酷刑啊。这有什么错?“ ,林圣新显然不满意我的回答,他撇撇嘴:”程渊这种人渣还做反酷刑?现在他自己体验下,看看我们有没有酷刑?还有吴葛健雄,你离他远一点,他是人渣中的人渣。“

我回应道:“我老公是不是人渣我知道,但是酷刑当然要反对啊”。“哼!哼哼!” 长沙国安冷笑。

而今天,反酷刑的人正在被酷刑!

长沙公益仨被国安法伺候,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至今日,被任意羁押700多天,关在那个神秘的没有挂牌的湖南省国安厅看守所。他们被剥夺了律师辩护权,办案单位指派了官派律师,并把官派律师作为国家机密隐藏。他们被完全禁止通讯,被秘密起诉,秘密审判。而我作为家属在程渊被抓当日即被长沙国安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也揭露着长沙公益仨正经历着更严厉更残酷的打压和迫害。

想到这,实在心疼我的老公,心疼长沙公益仨,在这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世界,他们诚然担当罪恶。

而我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这罪恶和他们所承受的苦痛,向更多的人讲述真相。

因此,今天,在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的协助下,我为长沙公益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起公开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督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停止任意羁押,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

完整版视频点这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g0EDDHj2E

下面是视频发言稿:

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长沙公益仨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至今已被长沙国安任意羁押700天,他们是长沙富能NGO机构的成员。“

过去十年,他们为中国:
一亿乙肝携带者、
7500万残障人士、
125万艾滋病携带者倡导平等权利;
他们倡导废除计划生育,关注计生受害者,为600万失独家庭争取救助金;
他们倡导流动人口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

由于这些工作,他们被控颠覆国家政权,被囚禁、酷刑、秘密审判。自2019年7月22日他们被抓,他们被剥夺通讯权,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们的律师辩护权被抢走,6位律师在同一天集体遭强制解除,官派律师被作为国家机密隐藏。

家属们亦遭受迫害。仅仅因为我是程渊妻子,我被长沙国安监视居住180天,期间被戴黑头套、手铐、强制审讯,被冻结银行账户,扣押证件,多次遭到威胁。吴有水多次被国安、律协、司法厅约谈、骚扰、威胁。我3岁的女儿所在的教会学校被警察威胁而被迫关闭。

长沙公益仨现在遭受的,揭露着中国政府是如何假借国家安全名义,施行警察暴力,操纵玩弄法律,实现对人权捍卫者的全方位迫害。

我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督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停止警察暴力和肆意迫害,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

人生触底,何须反弹?挥别过去,不必精英。——施明磊35岁生日记,一个人权抗争者家属的心路历程

特色

文 施明磊 (NGO工作者/人权捍卫者程渊之妻)

今天,我35岁了。

按照人类的平均寿命,我的人生已经过半。

33岁的生日那天,想起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的日子33年半,33岁,他便成就了。那日我诸多伤感,诸多感叹,刚刚走过婚姻的死荫幽谷的我,感谢主在急难中搭救我生命。

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700多天,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我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了。

一、恐怖的722程渊被抓,我遭株连,被控颠覆罪监视居住的180天

2019年7月22日,这个日子永久地刻在我的心中。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周一,我与当时服务的企业约好,要去做咨询,当天有个重要的会议。那日我穿了白色的衬衫,灰色的裙子,银色的高跟鞋,涂了一个亮色的口红。周一对于上班族来说总是太过忙碌,我希望自已看上去精力充沛,能量十足。

一出门,突然一个人从我家门外的消防通道处窜出来:“哋!”,随后一众人蜂拥而上,我当时完全懵了,本能地大叫:“啊!!!”,脑海中浮现了绑匪绑票的画面,随后我本能地往后退,要关门,他们把门推开,冲倒了我,随后屋子很快被这群人占领了。这时,他们问:“程渊呢?”,我才知道原来是冲我老公来的。而那时我先生正在卧室,陪我3岁的女儿。他们冲进卧室,我的女儿正在换小内裤,他们就那样录像。所以直到现在,我的宝宝还记得:“妈妈,我换小内裤他们对我录像,我的屁股被他们拍下来了。”,她亦记得:

“妈妈,那天你出门,为何你大叫一声?”,

“妈妈,我爸爸被他们团团围住”,

“妈妈,那天有2个女的,3个男的,跟在我们后面去我幼儿园,你说下午你来接,可是那个女的不让你接,说她来接我,这是为什么呢?” 

“妈妈,那天你没来接我,我害怕极了,师母来接我,我不认识师母了,我不想跟师母回她家,我一直等你来接我,可是等啊等,等啊等,你一晚上都没来接我,我在师母家睡不着觉,没有你,我一秒都睡不着。” 说到这,小小的只有3岁半的她眼睛里浸着泪,嘴巴撇着,委屈伤心极了。

是的,那日,我的先生程渊和他的两位同事吴葛健雄、刘永泽,被长沙国安抓捕了。他们是NGO工作者,过去的十几年都在公益领域,从事平权反歧视的工作。在那日前,我从未感知到,原来中国的公民社会的空间已经被极权打压到容不下一个权益类的NGO。

随后,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被戴了黑头套,手铐,在被戴黑头套的时候,我因为是高度近视,戴着眼镜,他们把我眼镜没收,迅速给我套上黑头套,我便无法正常行走,一脚深一脚浅地被便衣架着行走。我不知道我将被带往何处。我被塞进汽车,4个便衣包夹,车子在地库里绕了几绕,最后我被带到一个陌生的房间审讯(直到审讯结束我被带出门,我才知道是社区警务室)。审讯进行了20多个小时,从早上9点多到凌晨。在我被带去审讯前,我和女儿被押送到幼儿园,然后被押送回家,我在家里看着他们抄家。

这是我第一次被审讯,所有的在电视里,书本上学到的法律知识、程序,都是没有用的。我才发觉,他们不是按法律来,更像一个黑社会团伙。威胁、嘲讽、挑拨离间、辱骂羞辱贯穿整个审讯。我害怕极了。晚上,他们不允许我去接女儿,反复强调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弄走。后来,我才明白,那天,他们做好准备要把我一起抓走,但没料到我是自己带小孩。而为什么想抓我,与我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完全无关,因为这是他们逼我老公认罪的最有效的手段。

随后,我被要求写保证书,保证书是长沙国安的办案人员林圣新警官一字一句念出来,我按照他念的写。保证书的内容是不允许联系媒体,不允许不经允许会见任何人,不允许透露当日发生的一切,要把证件交由他们保管等。

下午,他们来我家取保证书,取保证书的时候,他们突然把我的名字填在一个盖好章的A4纸上,然后对我宣读,我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监视居住了!我懵了,慌乱中颤抖着问:“我怎么颠覆的?我做了什么?这罪名我不接受也不认可。”,林圣新警官马上翻脸了,说:“如果你不接受,我们就要重新谈,保证书算白写了。我们有的是时间,那我们重新谈。”,屋子里坐满了便衣,我说不行我要接孩子,孩子已经放学了。但我一个在商业公司上班的,从来没有从事过NGO的工作,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在带娃和兼职做企业的顾问,怎么就颠覆了呢?我不接受。

接不接受都是一样,他们宣读了监视居住告知书,把我的身份证、护照、驾照、社保卡、公积金卡、银行卡、手机、工作电脑、耳机几乎所有的东西全部扣走了,在我坚持下,把我的房贷卡留下了,我要求留些钱让我还房贷和付生活费,并且当场提供了《收入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银行流水明细》,证明我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上班的合法所得。他们并不一一查看,骗我说是只是扣押审查,不是冻结。结果,7月23日,我的银行账户便被冻结了。去银行冻结我银行账户的是长沙国安的吴钊、张鲁浩。

因为手机被扣走,他们带我去配了一个老人机,一个新的手机卡,用于监视我用。而我,当即回到2G时代,与所有人失联了。

二、行过死荫幽谷,有关恐惧,有关医治

关于恐惧,是最难诉说的部分,每次讲述,都如同再经历一遍。但我尝试含着泪,颤抖着,把这个部分讲出来,因为记录是为了对抗遗忘。

1、三岁女儿的恐惧和上帝的医治

爸爸程渊被抓时我女儿才三岁,她仍然记得很清楚:“妈妈,那天,你刚出门,突然被吓了一大跳,你说是有大老鼠吓到了你,可我记得分别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围着你。”,她又常常提起:“妈妈,那天,那些人,就是长沙国安那些人,太没有礼貌,他们冲进来,我正在换小内裤,他们就拍我,都拍到我的屁股了!” 她说的是那个对着她闪烁着录像的执法记录仪。又说:“妈妈,有一群人跟着我们去我幼儿园,把我送到天台,李老师接得我,你说下午你来接我,可是他们不让,她说她来接,可是李老师不同意对不对?那她为什么要来接我?她要把我接到哪里?”

“那天,我们家里来了很多人,他们把妈妈吓倒了,妈妈大叫了一声,说是有一只大老鼠,我说分明不是老鼠……还有,他们把爸爸团团围住……” 她不停地述说,无论是我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游乐场的陌生人,以及门口水果店的老板。

除了述说,她晚上睡觉尖叫,跺脚,大哭。有一次我们在教会礼拜,她躺在一个姊妹怀里睡着了,突然大哭起来,我把她抱过来,她拼命蹬脚,尖叫,哭泣无法安抚。我每每看到她的这种反应,心里是十分恐惧,她那么幼小,却经历如此恐怖的场景,我害怕这段经历会成为她的梦魇,无法修复。身为父母,无法让儿女生活在免于恐惧的环境当中,是最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不饶恕那些有意以我女儿来制服我丈夫的人。后来牧师为她按头祷告,她很顺服,小小地躺在教会的泡沫垫上,让牧师为她祷告。牧师祷告完,她就开口跟牧师讲述:“牧师,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两个龙在打架,一个红色的龙会喷火,它追着我要用火喷我。我就哭起来了。”,牧师告诉她,她是上帝的小天使,上帝给了她圣灵的宝剑,又有护心镜,有盔甲,我们的上帝随时保护她。她便安静下来了。

我的女儿在深圳海边接受洗礼

我们的神眷顾我们,他亲手做医治的工作,在弟兄姊妹的爱中,在牧师和众弟兄姊妹的无数次祷告中,我的女儿信主了。她开始恢复天使的模样,开始重新有了天真烂漫的年纪该有的笑声,也开始在恐惧时寻求天父的帮助。

2、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辖制,我失去自由

2019年7月27日,是抓捕后的第5天,当天我公开了抓捕的过程,公开时我很害怕,因为我怕他们上门报复。

果不其然,深圳国安连夜冲来我家,这次来了5个人,3男2女。来势汹汹,我听到门禁铃声响起,他们在门禁监控中出现时,心中万分恐惧,不知道这次他们会怎么对付我,尤其是我女儿还在家,我担心她再次受惊。

我不想开门,但没有选择。开了门,他们就往书房冲,让我把女儿留在客厅,2个女国安看守她。我被围坐在书房的沙发上,瑟瑟发抖。“坐好!”“脚放下来!” 我被毫无预料的命令吓了一跳,不由自主把脚放了下来。“坐好!往前坐!” 我坐在那里,毫无抵抗之力,听之任之。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结束了,我在签笔录时看了一眼,他们不留名字,我不知道他们是谁。终于走了,期间我女儿跑进来,再次被执法记录仪录了下来。

“我警告你,你要去哪里,见什么人,给谁打电话,都要经过我的允许,否则,随时给你变更强制措施!”变更的意思我听懂了,就是从监视居住变为逮捕,虽然我什么也没做,仅仅是为了震慑我老公以及让我闭嘴,但已经给我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我想这些不知身份的人说的是真的。事后,也印证了我的恐惧不是没有缘由,长沙国安办案人员跟我们律师说,如果不是我女儿小,他保证我百分之一千已经在看守所里了,因为我没有按他们要求的闭嘴。

2019年8月13日,程渊被长沙国安办案人员录了视频,林圣新警官和女国安赵倩从长沙来深圳找我,给我看程渊的视频:“你老公希望你不要管他的事”,视频中,程渊无比消瘦,黑眼圈很严重,他穿了一个长袖衬衣,裹得严严实实,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担心,他说:“老婆,对不起,我没想到竟然牵连你。你听好了,从现在起,你不要管我的事,你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我看完,强作镇定,录了一段视频跟他讲上帝的公义和能力:“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我们要做上帝看为公义的事,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必保守看顾。我很好,你不用担心我……”,录好视频,长沙国安要我签保密协议书,不允许对外讲关于视频的任何话,如果我做不到,后果很严重。我被迫写了保证书,他们走后,我大哭了一场,我知道我和女儿成了人质。

被监视居住的那180天,我的恐惧到达了极点。我害怕他们随时出现,是的,这些人不亮证件,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名字,他们躲在国家机器的后面,为所欲为。

但他们如影随形,在打电话的时候,在外出的时候,在我女儿幼儿园,在车库,他们可以随时出现。我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你的电话是有人监听的;

你存在iCloud的照片是随时被调取的;

你的微信是随时被查看的;

你的家是随时被侵入的;

你的孩子是随时用来威胁的”

我绝望到极点,而同样感到绝望的还有我老公。

如何胜过这恐惧?有一天,我读到朋霍费尔的诗:


《我是谁?》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说,

我从我的单人囚室走出来时,

安宁、愉悦、坚定,

像一位绅士步出他的乡间别墅。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说,

我总是对我的看守们这样说话,

随便、友善、清楚,

似乎在此发号施令的是我。

我是谁?他们还这样告诉我说,

我承受着这些不幸的日子,

是那么平静、乐观、自豪,

犹如一位惯于获胜的勇士。

那么,我真是别人所说的那样呢?

还是只不过如我所知的那样?

不安、焦渴、病弱,如笼中之鸟,

为呼吸而挣扎,似乎被人掐着喉咙,

眷恋着色彩、鲜花、鸟儿的歌唱,

渴望着亲切的话语,有人来作伴,

因期盼重大的事件而辗转反侧,

为无限遥远的朋友而无力颤栗,

疲倦困乏于祈祷、思索和行动,

怯懦软弱而准备告别人世?

我是谁?是前者呢,还是后者?

我今天是一个人,明天又是另一个人吗?

还是同时兼为二者?在他人面前是伪君子,

在自己面前又是个愁苦不堪的可怜虫?

或者,我心中是否有某种东西像一支败军,

仓皇溃逃,丢掉了已到手的胜利?

我是谁?它们在嘲弄我,这些寂寞的问题。

上帝啊,不论我是谁,

你知道,我永远属于你!”


那一刻,我觉得他描述的就是我。世人看我是勇敢的妻子,但我知道我“不安、焦渴、病弱、如笼中之鸟,为呼吸而挣扎,似乎被人掐着喉咙”。我原本就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有着极其敏感的性格特质,对细致入微的事情有着很强的感知力,所以在过去,我常常是需要被支持,被关心,而那时,我的朋友们找不到我与我失联,我的家人在外地,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无法想象我是怎么渡过那180天的。

3、上帝行事奇妙不可测度,赐下勇气与恐惧同行

“求你保护我的姊妹,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仁,将她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她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宝贝,是你所爱的,她得了你公主的位份,绝不允许那属黑暗的伤害她,绝不允许那属邪恶的辖制她。” 有一天,我的姊妹为我祷告,听了她的祷告,我大哭起来,被极权制造的恐惧辖制的心终于得释放。那天晚上,我不再害怕,在夜晚,我和宝宝每夜祷告,平安入睡,早晨,我们一起坐公车转地铁,路上我们一起唱赞美诗大声赞美神。我开始学习与恐惧共存,从而走过那艰难的岁月:

2019年7月27日,深圳国安韩警官和一众人上门威胁我,将我围坐在我家书房的小沙发,威胁我老实点,再敢发任何信息,后果很严重。

2019年8月3日,我向长沙市检察院寄出控告书,对长沙市国安局办案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犯罪式办案的行为发起控告,要求解除违法给我的监视居住,归还我的证件和一切物品,并对我进行国家赔偿。

2019年8月13日,长沙国安林圣新和赵倩上门威胁我,给我播放程渊在看守所被迫录制的视频。

2019年8月底,我到长沙索要我的证件和扣押物品,并再次到长沙市检察院现场控告,林圣新警官警告我立刻离开长沙回深圳,不许再来长沙,否则变更强制措施。并致电我的律师警告。

2019年9月29日,深圳国安韩警官和另外一位男士,再次到我家中审讯我,警告我不能违反监视居住的规定,要我老实点。我问他:“我怎么颠覆的?我做了什么构成颠覆?”,韩警官答:“我只负责你的监视居住,不要问我原因。”,我又问:“这个监视居住是违法的,既然违法你还执行?”,韩警官答:“我跟你谈政治,你跟我谈法律!”,我反问:“你们抓我老公不依照法律,是依照政治吗?到底是依法治国?还是依政治治国?”

2019年10月1日,因深圳国安韩警官拒绝将我的身份证还给我,我无法回到南京与孩子爷爷及其他亲人团聚,十一长假我被迫留在深圳。我将此信息公开后,他再次打电话威胁我:“撤下你发的信息,不要给自己造成困扰!”,我很害怕,怕我随时被他们抓走。

2019年11月,长沙市检察院邓峰检察官和易丹检察官来深,说是调查我控告长沙国安一事,然而整个过程,都是在偷换概念并对我加以威胁。邓峰检察官更是要我仔细研读刑事诉讼法77条,我查询后发现:“监视居住期间违反规定的,可以变更强制措施,进行逮捕或拘留。”,这让我很失望,检察院跟办案单位沆瀣一气。

2019年12月,我先生姐姐与吴葛健雄妈妈前往长沙,被长沙国安威胁:“你弟媳妇这样搞下去,会害了自己,不但害了自己,她女儿,你还有你女儿都被害了。”,这种挑拨离间中夹杂着威胁,我姐姐说长沙国安办案人员点了她女儿的名字。

2020年1月15日,我被解除了监视居住,长沙国安张磊和另外一位办案人员来深归还我的证件和扣押物品,我问:“我是怎么颠覆的?我做了什么构成了颠覆?”,办案人员答:“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负责把你东西送还,你若不签字,我就拿走。”

2020年2月1日,我带女儿穿越疫情到长沙,看守所门外要求释放长沙公益仨

2020年2月3日,在我发布了呼吁释放长沙公益仨的一个视频之后,收到一个叫周子豪(音)的网警的电话,他警告我把视频删除,并要我报上我的身份信息,现在的住址,联系方式,我拒绝之后周子豪称因为我老公程渊的案子,我是被重点监控的人员,需要报备。

2020年3月16日,我们所有家属收到长沙国安电话,长沙公益仨的6位律师集体遭解除了!

2020年3月17日,深圳国安沈青微信约我谈话,名为谈话,实为威胁,我拒绝,告诉他请出示合法手续和合法事由,否则我将视为骚扰。他气急败坏:“你在我的片区,归我管!我找你谈话,不需要什么手续。” 我才意识到,是啊,这些秘密警察,需要什么手续呢?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每一个公民都没有任何安全可言。

是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当下,权力不受制约,法律被任意践踏,司法人员却完全不依照法律,秘密警察有不被监督的无限的权力。太可怕了!我们不知不觉随时自我审查,陷入恐惧的深渊无法自拔。

是的,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当下,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即使我们身处黑暗,却阻止不了我们发出亮光;即使我们被扼住喉咙,我们的心仍然可以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即使我们被切断一切的联系,即使我们被隔绝成一座孤岛,我们的生命深处却彼此联结,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从而合一。

原来,有一种勇敢不是不知恐惧,除去恐惧,而是与恐惧相处,并生出勇气。而这勇敢来自于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我都是属你的。我的身份,永远是上帝的宝贝女儿,是你眼中的瞳仁,是你的公主,是你所爱的那个。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完全。

哦,主,我属你!

三、人生何处?

8年前,某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的Manager和我1:1,聊到职业生涯,那时我刚信主不久,很有热忱,我说我希望我在我的专业领域足够优秀,有所成就,等我赚够钱,我就去读神学院,做全职侍奉的工作。他笑起来,表示这样很好。

后面的很多年,我再也没有这个想法,每天忙于工作,对成就感的追求占满了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每天10-12个小时在工作上。我太渴望证明自己了,希望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职场精英,人生大赢家。

2年前,我还在跃跃欲试,想要创业,想要在工作领域有新的成就。此刻,你再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来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朋友们不断给我推荐工作机会,关心我的朋友喊我一起创业,但我是程渊的妻子,看到我的丈夫仍然在受苦,长沙公益仨已被任意羁押585天,20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律师会见权、通讯权尽被剥夺。我不可能停止为他们呼吁。我同时是一个母亲,女儿幼小便遭遇父亲被迫害,如何陪伴她渡过是我的难题。

但我自己呢?我是谁?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我的人生将去往何处?这些问题,不断冲击我。也许,这是大部分同样经历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我35岁的时刻,我不知道答案。

但我学习到的是,我不知明天会如何,但我深知道,谁掌管明天。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完全地倚靠他。我是妻子,是母亲,是极权受害者,是互联网专业人士,是职场女性,但这些都不是我的出厂设定,我唯一的出厂设定就是耶稣的小羊,是他花重价赎回的,是天父的女儿。

我也确信地知道,今天我们所经历的,都不是白白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发觉,除了信仰和爱,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是不可以舍弃的。以前我觉得我需要的很多,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我需要的是何其少。

那失丧生命的,反得生命。我的下半生,求主带领!

用一个已经归天家的弟兄的文字做结束语:

“人生触底,何须反弹?挥别过去,不必精英。”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

长沙公益仨家属及辩护人今日到湖南省监察委提起控告

特色

控告书》
控告湖南省国安厅厅⻓、⻓沙市国安局局⻓李传思,林圣新、吴 钊、张鲁浩、赵倩、张磊等办案人员; ⻓沙市检察院检察⻓王勋爵、公诉处处⻓李维宁,公诉人韩冰囡, 控申处处⻓夏俊旭,控申处蒋彬;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黎军副院⻓,刑庭赵喆法官; ⻓沙市司法局局⻓尹小英,司法局律管处处⻓,律管处王姓工作人 员等17人以上的工作人员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罪。


控告人:施明磊,系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嫌疑人程渊之妻。

控告人:程常柱,系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嫌疑人程渊之父。
控告人:程晓娟,系涉嫌 颠覆国家政权罪嫌疑人程渊之姐。
控告人:吴有水,系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嫌疑人吴葛健雄之父。
控告人:葛红,系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嫌疑人吴葛健雄之母。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17人以上:


一、涉嫌徇私枉法罪的犯罪嫌疑人有14人以上:


湖南省国安厅厅长,长沙市国安局局长李传思、办案人员林圣新、 吴钊、张鲁浩、赵倩、张磊等;长沙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勋爵、公诉处处 长李维宁,公诉人韩冰囡,控申处处长夏俊旭,控申处蒋彬;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黎军副院长,刑庭赵喆法官等14人以上涉嫌徇私枉法 罪。


事实与理由如下:


长沙富能公司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是从事艾滋病、乙肝、残障 人士的正当权益的维护工作,这些事实,从他们相关的工作记录中完全 可以证明,他们的工作基本都是公开的。而从事艾滋病患者、乙肝、残 障人士正当权益的维护工作,完全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事实上他们所 做的每一件事,也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就是这样有利于社 会的事儿,却被湖南省国安厅、长沙市国安局的办案人员认定为涉嫌 “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之规 定,以上人员涉嫌构成徇私枉法罪,应当予以立案查处。
第2⻚页

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 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 作枉法裁判的”,构成徇私枉法罪。最高检侵权渎职罪立案标准规定: “1、对明知是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 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以追究 刑事责任为目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5、在刑事审判活动中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裁定,即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 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应当按照徇私枉法罪予以立案。
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公检法人员明知追究程渊、刘大志、吴 葛健雄犯罪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仍然坚持追究程渊、刘大志、吴葛健 雄的刑事责任,办案的长沙市公检法14人以上就涉嫌徇私枉法罪。涉嫌 犯罪的公检法人员有:办理本案的长沙市国安局和湖南省国安厅决定立 案、拘留、搜查、询问、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人员;长沙市检察 院决定和办理对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公诉的 人员;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书记员和审判委员会成 员。书记员也涉嫌犯罪,因为她们也是司法工作人员。


二、涉嫌滥用职权罪的人员有⻓沙市国安局人员7人以上:


湖南省国安厅厅长,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涉 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办案组李传思、林圣新、吴钊、张鲁浩、赵倩、张 磊等全体成员,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


事实与理由如下:

1、涉嫌滥用职权,强迫三名嫌疑人解除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委 托。


保障嫌疑人、被告获得辩护权,是中共党在其十八大等决议中对全 世界的承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任务之 一。
但是,正因为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所从事的活动都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被控告人长沙市国安局办案组人员涉嫌滥用职权和徇私枉 法,为了防止上述罪行不至于败露,被控告人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办案组 成员迫使三位当事人解除之前根据三位当事人要求委托的辩护律师,而 由其接受指派律师的配合性表演辩护。


被控告人明知三位当事人完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法律援助条例》所规定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 助的条件,却依然迫使他们只接受指定律师辩护。


他们迫使三位当事人只接受指定律师辩护的事实:三位当事人被分 别关押在不同的监室,不可能互相见面、交流信息,却在同一个时间内 宣布他们自己不同意与律师回见,并解除当初要求家属所委托的律师。 显而易见,这是被控告人统一安排的,而且采取了胁迫的手段让三位当 事人解除自己的辩护律师,导致控告人数以十万计的律师保护费成为泡沫。

控告人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 被告人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办案组全体成员以及负责决策的湖南省国安厅 厅长及专案组成员已经构成滥用职权罪。

2、违法对程渊的家属实施迫害行为。


2019年7月22日,程渊的住处被长沙市国安局的人员闯入,程渊被抓 走后,其无辜的妻子也受到被控告人员的粗暴对待,被戴黑头套、手 铐,被强制到街道办事处的房间里连夜审讯,导致三岁幼女在长达20多 个小时处于无监护人看管状态,给幼儿的身心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审讯 过程中,被控告人(女办案人员,扎马尾,个子160左右,身材瘦小) 还拿孩子威胁施明磊,声称如果施明磊不老实就把孩子带过来一起审 讯。在强制对程渊妻子施明磊进行询问时,明明知道施明磊与程渊案没 有牵扯的情况下,滥用侦查权,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宣布对施 明磊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并扣押施明磊个人的各种证件、银行 卡、手机、电脑等物品,违法限制和剥夺施明磊的人身自由。更恶劣的 是,在被控告人收到施明磊提交的完税证明、收入证明、银行流水明细 等能够证明施明磊的资金来源完全是合法所得,与程渊案没有任何关联 的情况下,被控告人于7月23日冻结了施明磊的银行账户,导致程渊妻 儿生活陷入困境。


三、涉嫌玩忽职守罪的人员有13人以上。


湖南省国安厅厅长、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李传思、办案人员林圣 新;长沙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勋爵、李维宁(公诉处处长)、韩冰囡(检 察院承办人)、控申处夏俊旭(处长)、蒋彬;长沙市中院副院长黎 军、法官赵喆;长沙市司法局尹小英(局长),律管处处长,律管处负 责人(姓王)等13人以上工作人员。

事实与理由如下:


1、家属们于2020年3月23日送达的关于三位当事人“程渊、刘大志、 吴葛健雄律师辩护权被剥夺的控告” 在长沙市检察院不调查、不答复, 直到控告期限超期,控申处仍拒绝书面答复。
工作人员蒋彬在4月、5月均受理了家属有关控告事宜处理进度的现 场问询,但蒋彬消极怠工,直至家属2020年7月10日上门,已经超过法定 期限,长沙市检察院控申处仍未给予答复。当家属问及调查的结果和证 据时,蒋彬谎称去年已经答复过,而家属是今年3月提交的控告,在家 属追问下,蒋彬拒绝答复调查结论的证据,并拒绝出具书面答复函,后 喊来法警要夺家属的手机。至今,三位当事人审前羁押已达414天,合 法所聘的律师一直无法会见,要求会见承办人也被拒绝,而指派的律师 是谁至今无人通知家属,以上事实均再次证实三位当事人律师辩护权被 剥夺,长沙市检察院王勋爵(检察长)、李维宁(公诉处长)、韩冰囡 (承办人)、夏俊旭(控申处长)、蒋彬(检察员)明知以上事实,仍 然置之不理,假装不知情,且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调查,并超期未答 复。


2、长沙市检察院韩冰囡作为承办人,拒接当事人合法所聘律师的 辩护手续,导致有关当事人无罪的证据无法提交。
同时,韩冰囡自3月就收到长沙市检察院控申转来的有关当事人辩 护权被剥夺的控告书,在明知该事实的情况下,韩冰囡仍拒绝与当事人 合法所聘请的律师以及家属沟通,拒绝了解真相,接收当事人无罪的证据,应已涉嫌玩忽职守罪。

3、长沙市司法局律管处作为管理律师的部门,配合办案单位指派 律师,并拒绝告知家属指派律师信息,在家属投诉指派律师时,消极怠 工,不进行调查,至今仍为指派律师保密,导致当事人无罪的证据无法 提交。
因此长沙市司法局尹小英(局长)、律管处处长、律管处负责人 (王姓工作人员)应已涉嫌玩忽职守罪。


4、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人赵喆法官,刑庭负责人黎军(副院 长)拒绝接收当事人合法的律师的辩护手续,并拒绝告知家属指派律师 信息,导致家属知情权被剥夺,同时导致当事人无罪的证据无法提交。
因此长沙中院黎军(副院长)、赵喆(法官)应已涉嫌玩忽职守罪。


5、当事人程渊妻子施明磊于2020年6月,向长沙市国安局、湖南省 国安厅EMS寄出施明磊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撤案法律监督意见,至今 长沙市国安局未对施明磊的撤案请求给予处理,也无人跟进和回复。
因此长沙市国安局局长、办案人员林圣新等办案组成员,以及负责 决策的湖南省国安厅厅长及专案组成员应已涉嫌玩忽职守罪。


被控告人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司法的公正形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给国家和中国司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应已 经涉嫌构成玩忽职守罪,依法应予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请求有权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维护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立刻: 1、归还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的律师辩护权、通讯权,让当事人合法的律师能进入辩护程序,公开公正审判。2、监督长沙市国安局对程渊妻子进行撤案处理,纠正办案人员 对家属的滥用职权行为。3、同时,依法追究上述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此致


湖南省省委监察委员会
湖南省省委纪检委员会


投诉控告人 : 施明磊 程晓娟 程常柱 吴有水 葛红

代理人 : 谢燕益

2020年9月8日


附件:
1、抵抗极左思潮避免悲剧重演致湖南省国安厅公开信—暨程渊颠 覆国家政权涉嫌案件法律意见书
2、有关长沙市国安局办案人员涉嫌犯罪的控告状 副本

3、施明磊颠覆国家政权案撤销案件法律监督意见书 副本

4、施明磊 被《监视居住》《解除监视居住》《扣押清单》《解除
扣押清单》、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回单等证据。
第8⻚

是谁,偷走了我为儿子的辩护权?!(3)

特色

作者:吴有水 2020-7-31

我儿子的事情,惊动了浙江省司法厅及浙江省律师协会。

在我收到了由我儿子抄写的信件之后,得到了萧山区司法有关领导的电话。告诉我,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律师协会和杭州市司法局的领导,将要来我律所走访。

这个时候,疫情虽然已经没有象二月份的那么紧张,但依然还处于高度的防范状态。

在我的记忆中,上一次司法行政机关的省、市、区三级领导来我所走访,才过去几个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三级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再次来我所走访,估计就和我儿子的事情有关。

果然,如我所料,3月20日,省司法厅的一位领导,浙江省律师协会的会长、市司法局的一位领导和萧山区司法局的分管领导,一起来到了我所。

在这次走访中,他们询问起有关我儿子的情况。我如实地将我所了解的,我儿子从事什么工作,他们的工作内容都有哪些,以及资金的来源等向各位领导们作了尽可能详细的汇报。

他们也不相信三位分别关押的当事人,怎么会同时作出解除之前所委托的辩护律师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我肯定地告诉他们,事情就是真实地发生了,而且是已经得到了侦查单位的证实。

我又将我儿子抄写的信,给他们看了。

最后,省律师协会的郑会长表示,他尽可能通过律师协会向湖南省律师协会进行沟通,而省厅的领导也表示将通过省厅向浙江省国家安全厅向湖南省国家安全厅进行沟通。


(浙江省司法厅、省律协和杭州市司法局、萧山区司法局领导关心此案)

对领导们的这种表态,从内心,我是深深感激的。但是,我也明确地对他们说:没有用的。

尽管,我知道这样的沟通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我依然向各位领导表示:在领导们去沟通的这段时间里,我尽可能地不发声,暂时也不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静等浙江省司法厅和律师协会沟通的结果。

因为曾经做社会抚养费的信息公开等事情,许多国际媒体都对我进行过采访,而且许多都保留有通信方式。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国际媒体也经常会对我进行采访。

2017年7月,我因言论问题,被杭州市律师协会调查,最后杭州市律师协会给了我停止会员资格九个月的处份。在这之前,有关领导就告诫过我,不要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但没有严格禁止。经历这次事件后,基本就是严厉禁止我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了。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就没有再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

这次,我再次承诺暂不接受任何境外媒体的采访,但明确了一个期限:这个期限是一个月。如果在这一个月内,我被剥夺为我儿子辩护权的事情,得不到任何的改善,那么,我必将发声,以我自己的方式,去维护我,也是我儿子得到正当辩护权的权利。

根据这次领导走访的建议,我将我的诉求写成书面的材料,然后分别邮寄给了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律师协会、杭州市司法局及萧山区司法局。

当然,我不会坐等他们的沟通结果。我必须亲自到长沙去一趟,问一问侦查单位,我儿子他们三个,为什么会突然同时解除对之前家属或他们本人所委托的辩护律师的委托,转而去委托别人?他们“自己委托”的辩护律师是哪家律师事务所的,分别是哪几位律师?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羁押的当事人,如果需要委托律师的,办案单位应当予以转告。向谁转告,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完全可以推定就是向当事人的家属转告,以便让家属根据他们的要求去委托律师。当然,也可以直接向当事人自己愿意委托的律师转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相应的律师,应当愿意接受委托,就应当与当事人的家属联系,以便于签订辩护合同并出具授权委托书。然后,受委托的律师,将委托手续交给办案机关,并凭此委托手续进行与当事人会见,了解案情及当事人的意见。

但是,办案单位并没有告诉我们家属,当事人意欲委托哪位律师为其辩护。也没有任何律师与我们家属联系,要求我们去办理相应的委托手续——这一切,都是违背常理的。

所以,必须尽快地去长沙一趟。

2020年3月21日,我在办公室准备好相关资料,回家准备第二天去长沙的东西。

天,突然黑了下来,明明是白天,却犹如黑夜!

3月22日,我和妻子一起,坐上火车,去长沙火车南站和施明磊她们会合。先住下后,安排这次来长沙的应当去哪几个部门。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控告办案单位这种强制剥夺律师辩护权的行为,然后,再去侦查单位询问当事人自己委托的律师是谁。

第二天,到了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结果,大门是紧锁着的——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疫情期间,不接待来访。有事可以通过书面邮寄的方式!

于是,回到宾馆,将打印好的控告签名之后,交由EMS的接件人员邮寄。

下午,到了侦查单位。打通了电话,等了半天,才出来一位民警,对于我们所询问的事项,一律不予以回答。理由是:我们没有义务接待你们,也没有义务告诉你们,三位当事人自己委托的辩护律师是谁!

(左起:施明磊,葛红,程渊的姐姐在侦查单位门前)

我们,就这样被打发走了,只好暂且先各自回家。

这时,我们还不知道:能得到任何有关辩护律师是谁的铁幕已经关上。

3月26日,我又重返长沙,直接到了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大门依然紧锁着。


我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我是来递交办案手续的。里面的人员告诉我,到下午两点半再来。

于是,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了许久,直到了下午两点半这个时间,又再次来到了检察院服务中心的门口。再次告诉里面的人,我是来递交辩护手续的。里面的一位工作人员经再三询问后,才让保安把门打开了一条缝,让我钻了进去。

经查询,案件确实已经到了检察院。于是,我向工作人员递交了我为儿子辩护的办案手续,并要求阅卷和与办案人员见面。工作人员让我等一下,说是负责此案等下就下来见我。

于是,我坐在接待大厅里,等着。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再次询问,检察官怎么还没有下来?这时,又告诉我检察官正在外面办事,还要再等等。

于是,我再等,一直等到他们快下班。

再等的结果是,来了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儿子已经委托了两名辩护律师,并把刚才那位工作人员接收下的委托手续,退还给了我。

我问:我儿子委托的是哪两位律师?

他们拒绝告诉。当我问他们,主办此案的检察官是谁,他们只回答说姓韩,其他的一切情况,都不予以答复。

知道主办检察官姓韩,是我此次来长沙唯一得到的收获!

后来知道,这位检察官叫韩冰囡!

韩冰囡,女,中共优秀党员,2012年8月29日被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被任命为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韩冰囡,长沙市人民检院检察员)

是谁,偷走了我为儿子的辩护权?!(2)

特色

作者:吴有水 2020-7-29

三位在看守所严密监管下,分别单独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历经237的关押后,突然,在同时提出解除自己或家属要求委托的辩护律师,而且还同时为自己委托了之前从未面谋过、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律师,为自己辩护,而且居然还同时就有这么六位长沙律师,居然分文不要,愿意接受他们的委托,为他们进行辩护。

如此的天下奇巧,我估计,只要脑袋里不全是装着豆腐渣的人,都不会相信的。

但是,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相信,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相信。

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那条信息之后不久,就收到了我们萧山司法局律管部门张彪的电话。他询问我,我在朋友圈发的那条信息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不能确认是真实的,最好是删除掉。

我深信,丁律师不可能跟我开这样的玩笑。虽然,从我的内心更希望,这个信息是内容是虚假的——问题是,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真实发生,正所谓,善良已经限制了你的想象。

我告诉张彪,很不幸,这是真实的。

从芜湖开庭回来后,我就开始拨打林圣新警官留给我的他的办公室电话——然而,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我又拨打办案单位其它的办公电话,结果,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所有的电话,都无人接听了!尽管,我一遍又一遍的轮流拨打着,那些电话,似乎都一直处于无人接听或者正在通话之中……

施明磊那边传来的消息也是同样。

也许,他们对我们的电话进行屏蔽了!我又试着用别人的号码进行拨打,还是无一例外的无法接通!

我之所以要打发办案单位的电话,就是还有一幻想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三位当事人同时解除自己或者家属所委托的辩护律师,这不是真的。

2020年3月18日,一个来湖南长沙的电话响起。

电话中,这位女士自称是就是我儿子案的侦查单位的!

我一下兴奋起来,大声地对着手机说道:“我一直在拨打你们的电话,怎么你们单位所有的电话,一直都无法接通呢?”

她告诉我,她们单位的电话,这两天出了系统故障,所以外面的电话,都打不进去!

显然,这是一个谎话。要知道,她们单位可不是一般的单位。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通讯故障?

下面,就是这次通话的大概内容:

“这边,吴葛健雄他给你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说,他决定不让你作为他的辩护人,他会自己委托律师作为本案的辩护人。然后这样情况,我事先通知你。因为这个信件我们会以邮寄的方式寄送给你。相关信的邮寄内容,到时候可能会延迟几天,信件的相关内容,到时我们会让杭州市安全局的相关同志把信的内容再告诉你,可以吗?”

当即,我就问她:“你说,你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是确实的吗?”

在她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后,我又问:

“你知道我和吴葛健雄是什么关系吗?”

她说知道的,我们是父子关系,我是吴葛健雄的父亲。

我问她:是不是三位当事人都解除了之前委托的律师?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三位当事人都解除了之前的律师,另行自己委托辩护律师!

不一会,我的手机又响起。

电话是施明磊打来的。她告诉我,侦查单位给她打了电话,说是有一封程渊的信将会邮寄给她。我告诉了她,信的内容应当是解除之前的律师,而且三位当事人都同样,解除了之前所委托的律师。

几天之后,收到了一份顺风快递——我去收件时,还得付邮资的。

我之前,从来没有收到过需要倒付邮资的邮件。

拆开之后,里面,正是我儿子写给我的信!

信的内容如下(全部按原文抄录,包括不合理的错字和语法错误):

父亲、母亲:

我作为您们的儿子,如今已经25岁了。但始终没有能够在父亲身边,母亲身边尽一尽孝道,更遗憾地是我跟程渊他们触犯了法律,等待我们将是法律制裁,对此我十分自责,非但没有尽孝,反而让父亲,母亲更加为我操心,担心。作为成年人的我,实在对不起您们。为了不让您们再为我操劳奔走,我决定不让父亲作为我的辩护人,而决定让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会自己委托律师作我本案的辩护人,不再接受其他人辩护。我相信他们能够很好地帮助我,还请您们放心。

另外,我在看守所里很健康,看守所的防疫措施也很到位,也还请您两位放心。虽然目前疫情在国内好转,我还是希望您们多注意安全,少出门,也希望您们和和睦睦,不要吵架。

                              您们的儿子:吴葛健雄。

                              2020年3月14日

读到这封信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这封信是我儿子抄的。

日常生活中,许多语言习惯,一般是改变不了的。就如我儿子,称呼我和他的母亲,从来都只是很简单的“爸”“妈”,从来不用父亲、母亲这样正式的语言。和自己的亲人通信,一般只会用日常语言,而不会用很正式的书面语言。

更何况,信的抬头,“父亲、母亲”是顶格写的。这不符合人的行文习惯,说明,这是正文写完后,才加上去的,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顶着天花板写的情况——显然,我儿子的这封信,是事先人家写好,然后让他照着抄的。更何况:身陷囹圄的他,去哪拿钱,“自己委托律师”?

我知道了,我儿子所谓的“自己委托律师”——可能就是被迫接受了办案单位给他指定的律师,也就是所谓的“官派律师”。

我作为律师,当然明白,在中国,被羁押的刑事案件嫌疑人,要委托律师,几乎只有通过让家属来委托,即使是公派的法律援助律师,在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后,也得找当事人的家属来另签委托合同或者办理委托手续,然后凭法律援助中心出具的指派函和家属的委托书,才能得以进行会见,与当事人确认是否愿意接受指派或者委托。程渊、刘大志、我儿子吴葛健雄,首先就根本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法律援助的条件,不可能由法律援助中心去指派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除法律援助律师之外,那么就能是非法律援助性质的,由家属委托的律师——否则,根本就无法进入看守所,与当事人进行会见!

程渊和我儿子在进行公益活动中,也认识有许多律师。因为他们工作的性质,需要律师来予以协助。但他们圈子里的律师,大家都是相互了解的——或者,至少是能相互认识的。如果是程渊和我儿子他们所认识的律师,那么我们几乎也全部认识或者有联系方式,他们在接受委托后,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内和我们家属联系。

但程渊的太太、我,都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说他们受到了委托,要求我们签署相关的委托手续——由此可见,所谓“自己委托律师”,很有可能就是办案单位指定的律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派律师”。

“官派律师”,并不是中国律师中的某个类别。中国律师有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和社会律师三类。公职律师是指在政府中存在的,只向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或者根据政府的指定,根据法律的规定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并领取政府薪金的律师。这类律师,不能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公司律师,是指由某一公司所设立的,专门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务部门,这类律师也不能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只有社会律师——或者说是商业律师,那些依靠为社会不特定的人和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而没有专门的“官派律师”这一类。

所谓的“官派律师”,是指虽然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官方为了完成特定案件和程序需要,专门指派社会律师去配合完成审判程序的律师。他们参与案件,并不是为了向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是为了根据官方的需要,配合或者帮助官方完成审判,以弥补在特定案件中法律所规定的当事人必须有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这么一个需要。因此,律师从事这类活动,一但被发现,会被同行,或者具有一定法律常识的民众所鄙视。

所以,一般稍有良知,或者还有羞耻心的律师,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官派任务的。

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全璋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听说王全璋准备委托浙江的陈有西律师为其辩护。当时,浙江省司法厅代为传达了王全璋的这一要求。陈有西律师随即去看守所会见了王全璋,听说王全璋或许有些犹豫了。于是,陈有西律师就打电话给王全璋的家属,询问是否要委托他为王全璋辩护。结果,王全璋的家属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拒绝“官派律师”。

陈有西律师得知这个声明,吓得半夜起来发微博声明,自己并不是“官派律师”,并对事情的经过予以厘清。

陈有西律师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律师,同时也是优秀的中共党员,他的律师集团的党组织也是先进的党组织。但即便是如此显赫的背景,陈有西律师依然被一顶“官派律师”的帽子吓得半夜起来发微博发声明厘清,可见这“官派律师”的杀伤力。

那么,我儿子所谓他自己委托的律师,会不会就是“官派律师”呢?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我儿子“自己委托”的辩护律师!

是谁,偷走了我为儿子的辩护权?!

特色

作者:吴有水 2020-7-29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

有一句网络流行的语言:我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同样,我的善良,限制了我对邪恶的想象。

我儿子和程渊他们三人的案件,在经历2020年1月25日的再一次延长侦查期限两个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已经不可能再次延长了。这意味着,在这次延长的侦查期限到后,侦查机关必须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或者,放人。

对后一种结果,我是没有奢望的。这有如肉入狼口,要它吐出,那是不可想象的。

移送审查起诉,这几乎是一种必然。这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坏事,而且自从我儿子被批准逮捕的那一天起,我就是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因为,我作为我儿子的辩护律师,就可以查阅案卷了,也可以和我儿子会见。我儿子和程渊他们究竟做了哪些事,得以使出去国安部门去将他们抓捕,而被课以“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名。

我一直隐忍着,也要求别的辩护律师也同样地隐忍。虽然,之前有许多这类的政治犯案件,当事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指定官方指定的律师,而让家属委托或者当事人自己事先所委托的律师一筹莫展。

我天真地认为,这是因为那些家属委托的律师太高调了,犯了办案机关的大忌,所以才会导致他们被排挤出作为当事人辩护律师的行列。所以,我努力隐忍,甚至顺从,不惜卑躬屈膝地依从办案机关的安排。

我知道,为了儿子的自由,我必须放弃尊严。

办案单位在第一时间内就接收了我和其他律师的委托手续,而不是象某些办案机关,连辩护律师的委托手续也拒绝接收。而且,临近最后的侦查期限了,我们也并没有得到任何的,不允许程渊和我儿子及另一位当事人刘大志所委托的律师辩护的丝毫的风声。

这一切,多少给我带来了幻想。我以为,我的策略是成功的。可这一切,都在我接到我儿子另一位辩护律师丁敏的电话之后,打破了!

2020年3月16日。

这一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开着车出门了,准备赶到安徽芜湖去开庭。可是,心中,总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总是预感着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将要发生。

将会有什么样的不幸将会发生呢?

我不知道。

我开着车,上了杭州绕城高速。高速的车辆不少,虽然限速是100公里,可实际最多也只能开到80公里。就在行驶到接近三墩出口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小郑律师突然猛喊起来:“刹车!刹车!刹车!”

当我一脚踩上刹车的时候,似乎为时已晚。只听到“碰!碰!”两声,车子追尾了,还是连环撞。

在高速上发生追尾,特别是连环撞,这是我自学会开车以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

这个事故,多少有些让我的心中有些释然。因为一早起来的那种忐忑不安的预感,似乎应验了——确实发生了一件麻烦事。所以,在几辆被撞车辆的车主约好大家有空后再去交警部门处理,重新上路之后,对这起事故的发生,心中竟然没有一丝的懊恼。

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祸不单行!

中午时分,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让我给丁敏律师回个电话,说他有重要的事情对我说。

于是,我拨打了丁敏律师的电话。在电话中,丁敏律师嗑嗑巴巴地对我说:他不能为我儿子作辩护了!因为他已经接到有关单位的电话,我儿子已经解除了对他的委托,同时领导也禁止他参与我儿子的案件。

“就是你一个人接到这样的命令吗?”当时我问。

“不,程渊的律师、刘大志的律师,也都接到了同样的要求。”丁律师回答说,而且告诉我,我也被我儿子解除委托了!其他律师同样也被自己的当事人解除了委托!

三个当事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解除自己要求委托或家属代为委托的辩护律师!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

我宁可相信,

天会塌,水也会倒流

太阳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地球也是方的!

但我就是不相信,我儿子,会自愿解除我的委托,

正如程渊和刘大志也一样。

当时的心情,确实难以言表。当即,我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则信息:

“我儿子和程渊、小刘涉嫌‘DF罪’一案,在历经数次延长侦查期限后,今天,三位当事人的六位辩护律师,遭集体解除委托!就连我,吴葛健雄的亲父亲,也被儿子解除了委托——听说是‘当事人的要求’!有谁信吗?”

(未完待续)

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之七

特色

作者:吴有水 2020-7-28

(声明:本段是根据现在的回忆写的,对话内容和实际可能有所出入,具体的内容,得等到有朝一日,程渊和我儿子案件的档案公开,看当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为准。)

此时的我,内心真的很平静。

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眼前的这几个人,微笑着,就等他们拿出刑事拘留证,让我在上面签字。

我始终认为,我儿子的此次遭难,都是因为我这个父亲,没有能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能给他找个好工作,或者,我当初为什么不把他留在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然后慢慢让他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更主要的是,我认为,之所以我儿子会被以这样的罪名被课罪,是因为我们这整个一代人,都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当自己的小孩连为这个社会做点公益也会当成犯罪的时候,试问哪一个男人,有做资格做孩子的父亲?

所以,如果我真的被抓了,在我的内心,反而会得到一种解脱。也算是,对我儿子被捕的一种赎罪。

正是这样的想法,所以让我在听说要对我采取措施时,反而显得特别的平静,甚至还有点小小的期待。就指望着他们把拘留证放到我的面前,然后,我英雄般地在上面潇洒地签上我的大名,伸出双手,让他们把我铐上。

最终,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打破了沉默,拿出了所谓的证据继续对我进行审讯。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所谓的证据,只不过是下面这些:

一是我参加程渊他们组织的活动时,报过来去的机票钱;

二是,我因言论“危害国家安全”被停止执业十个月期间,在百无聊赖之中,为我儿子他们设立的微信公众号《萌动律心》写了一些文章,当时每篇文章给我的报酬是200元。

这,就是他们所说我收到程渊活动经费的证据!

这些,我全认了!干嘛不认呢?来去机票钱,是我自己先掏出来的钱,然后给我报销,也算是我收取“活动经费”?至于写文章的报酬,那也应当算是我应得的吧——那些文章都是公开的,文章的内容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在经过因言论而“危害国家安全”,又是被律协停止会员资格,又是被司法行政机关停止执业后,我写东西已经变得“胆小如鼠”了,更何况还在处罚期间,所以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东西,骗些茶水钱,总不至于这也算是犯罪吧?

这些问完之后,他们又从我父亲开始谈起,说父亲当年如何因带头反抗移民(其实是他们弄错了,应当是退出农业合作社),我母亲又怎么样,我和我妻子感情又怎么样怎么样,我和我儿子的感情怎么样。

这,已经纯属与家庭的隐私范围的东西了。

过去快四个小时了,这一场审讯终于接近了尾声。他们几个人低头侧耳了讨论了一番,我能清晰地听到了其中几个字:“基本一致”。

然后,结束了讯问,让我在打印好的笔录上签字按手印。

我拒绝了——我说,这有关乎一个律师的尊严。他们再怎么威胁,我坚决不签字,对那份笔录看也不看。不是有同步录音录像吗?干嘛还要签字画押?

又是僵持好久。

终于,他们再也没有坚持。只是让我在他们打印出来的那些文章中,让我签字确认哪些是我所写的。

这一切都完成后,那位穿便衣的领导终于正式坐到我的对面,开始和我谈话。

首先是说,他们如何同情我儿子,如何善待我的儿子,如何在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还把他带出看守所,专门为他买了生日蛋糕。在过年的时候,又把他带出看守所,给他吃饺子,我儿子又是如何感动得哭了等等等等。

最后,话题一转:“我们找你,主要是想你劝一下吴葛健雄,让他认罪认罚。吴葛健雄本人呢,也有这个意思。认罪认罚了,可以尽量地减轻处罚,你做律师的,是懂的,这个罪可以判多少年。我们也是为他好,因为考虑他还年轻。”

我终于明白了,这才是他们此次找我谈话的主要目的所在!就是要我对我儿子进行劝降。

“我连案卷材料都没有看到,你们所说的证据确凿,我也不知道确凿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我看了证据材料后,得出结论我儿子的行为确实构成犯罪,作为父亲的我,当然比谁都想让他取得一个从宽处罚的结果。我连什么证据都没有看到,我怎么去劝我儿子认罪认罚呢?”

“打死我,我也不相信我儿子和程渊他们会‘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个国家的政权,就凭他们那几个人就能‘颠覆’了?”

那位做笔录的小子立即插嘴到:“你还是个律师呢,怎么连这点都不懂?颠覆国家政权罪,是行为犯,不是结果犯,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构成。”

我笑了,心里想,如果是结果犯,那你小子还能坐在这里对我狐假虎威吗?

于是,斜撇了他一眼,说:“你还是去翻翻刑法书吧,颠覆国家政权罪,是行为犯,但需要有‘组织、策划、实施’的行为!他们有组织吗?组织了哪些人?如果没有组织,那么又何来策划?他们策划谁去?没有策划,又何来实施?所谓的行为犯,是必须要有行为才构成,如果连行为都没有,又何以构成犯罪?”

见我坚决不愿意去劝儿子投降,他们也就作了罢。

下午六点快到的时候,这一场交锋,终于结束了。

林圣新警官送我出来。因为天色已晚,在长沙市内已经没有可住宿吃饭的地方,且各地封路的风声越来越多,我必须得抓紧时间往回赶。

于是我把妻子还让我带了许多东西给儿子,有衣服棉被、浴巾、擦脚布之类的,请求林警官代我把东西交给我儿子。林警官说,这些东西里面都有,没必要送,也可能送不进去。

 “送不进去,那就扔了吧,”我说。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临走前,林圣新警官这么对我说。

“一定会,”说完,我开车离开了办案单位。

天已经很黑了——或许,冬天的这个时候,天本来就应当这么黑的,更或许,在我的内心,总感觉,长沙的天,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要黑!

大街的两边,已经亮起了街灯。行人和车辆很少,仿佛进入了一个荒凉的无人城市。偶尔见到路边,有一两个警察,象木偶似的,在十字路口站着。

上了高速,我打开了车灯,拨到了远光的位置。

我一边开车,一边回想着下午的一切。

想不到,这次他们会提起了我已经去世了快二十年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世时,一向寡言少语。小时候,他从来不会命令我们怎么做什么,怎么做,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埋着头,闷着声做。脾气很好,鲜见他发火发怒。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也很少会训斥我们,也从来不埋怨我们。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很敬畏他。

每到夏天,农忙的双抢季节,他的背,总是会晒得一层又一层地脱皮,然后就变得幽黑幽黑,就象挂上墙上久经熏烤的腊肉皮一样。

如果不是他们这次提起我父亲的事,我都几乎已经忘却了。

我父亲的心中,有一块深深的伤痛。这个伤痛,是任何人都提不得的。这块伤痛就是,所谓的“反革命份子”这个身份。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堂哥骂我父亲,说:“你这个反革命!”

我父亲听了,突然怒起,操起一把锄头,就朝着我堂哥的脑袋劈头砸去!幸好,旁边的人及时拉住了,否则,我堂哥的脑袋,当场就会开花。

事情要从上个世纪说起。

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我的一个哥哥(似乎还有一个姐姐),就是在这场大饥荒中饿死的。在这场大饥荒中,我父亲为了不至于让他的子女全都饿死,带头退出农业合作社,搞单干。尽管,但他的这个举动,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因为,1962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开始纠正大跃进期间所出现的错误,提出了“三自一包”的政策,使当时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农业政策也就是自此而来。

但是,在后来的运动中,就是因为这一次退社,我父亲差一点就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说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了,估计是当时“反革命”的指标不够,所以没有正式戴上,所受到的压迫没有别人那么严重。但这也导致了我父亲始终处于一种被批斗的边缘。我的大哥,后来参军的时候,就有人举报到部队,说父亲是反革命。于是,我大哥似乎就因此服役期还没到,就被提前退伍回家了。

“反革命份子”这个身份的阴影,或许已经深深地成为了我父亲内心的一个伤痛。

想不到,现在我儿子,也成了“反革命”(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即从以前的反革命罪中分解而来)!按下午那些领导的说法,意思是我儿子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

我父亲去世时,我儿子才七岁!

如果受影响,也应当是受我的影响才对。

但是,这方面我影响过我儿子吗?我深信没有。因为,在家里,我从不谈政治,也不谈国事。只是我儿子有时看到了有关我的新闻,会对我说:

“老爸,我发现你越来越象公知了!”

“你老爸本来就是公知,”我会回答道,然后就不再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在教育小孩方面,我似乎继承了我父亲的传统,那就是,从来不会要求小孩做什么,怎么做。我只是会对他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决定——但是,你也要对自己作出的决定,对自己负责。

在儿子被捕之后,许多人都说,我儿子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的——甚至包括我的家人也有这么说。但我始终不认为我儿子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

虽然,在早年,因同情学生,我差点成为“反革命”。因为这个,那年为了儿子读书,需要将户口转到杭州时,我差点无法转入。因为政府人事部门的人告诉我,说我属于“三种人”。而杭州,对“三种人”是不允许转入了。

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居然是什么“三种人”。

后来还是通过关系,让户口转出地的国保部门出具了我已经“从良”了的证明,又让单位把我申报为“急需引进人才”,才得已将户口的问题解决。

前两年,我又因“不当言论”“危害国家安全”,分别被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罚。想想,“危害国家安全”,基本也就是以前的“反革命”了!

我心里默默地想,人家有红色革命基因传承,莫非,我家有“反革命”的基因在传承?

我又对下午谈话的内容,在头脑中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我儿子没有认罪——所谓的他想认罪认罚,那都是一种误导我的企图。如果儿子真的认罪认了的话,还需要我这个父亲去做认罪认罚的劝降工作吗?

其次,办案单位,并没有查到他们所谓的犯罪证据!至少,证据是不确凿的——否则,经过了两次延长侦查期限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来延长两个月呢?

第三,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儿子和程渊他们并没有涉嫌犯罪!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只是从事了我所知道的那些公益活动!

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基于他们私下讨论时所说的内容“基本一致”。他们所说的内容“基本一致”,显然指的是我所陈述的事实,和我儿子及程渊他们所供述的——或者他们所掌握的事实基本一致!

这次延长侦查期限,已经是第三次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也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期限到了,他们就再也找不到延长侦查期限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了,最终,只能移送到检察机关去审查起诉。

案子只要到了检察机关,我就可以与我儿子会见,就可以去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材料,就可以解开一个始终团在我心中的谜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抓我儿子和程渊他们!

我的车,在黑夜中行进着。虽然没有吃过晚饭,可我却一点没有感觉到饿。我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开始困扰着我:我该去哪里?

虽然,导航的终点是家。而我,此时似乎已经根本无法到达这个终点了!

我到的消息是,杭州市的高速公路出口都已经关闭了。而且,我所居住的小区也开始设立了卡口,禁止一切外来人员进入。每户只发一张出入通行证,而且只能两天有一人出入一次。小区那些回家过年还没有返回的外地务工人员,他们所租住的房屋的门,也已经被贴上了封条。

杭州肯定是回不去了。

那么,回武宁吧,去我大姐家。打电话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小村也已经封路设卡,不准任何外来人员进入。而且,回家的高速公路出口,也被关闭了!

这意味着,我已经无处可去。

突然,心中不禁产生了一阵恐惧:不会上了高速公路,就下不来了吧?

在当时,这不是一种可能,而且一种真实的存在。

温州某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公职律师,就因为回家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回到温州市时,高速公路已经关闭了。当她返回老家,结果老家的高速公路出口也被关闭,禁止下高速!尽管,这个人一惯很正能量,但这个时候,她的正能量,似乎并不能对她有任何帮助。更有些货车司机,因为车辆是湖北牌照,在高速上一滞留就是十几天甚至几十天!

整条高速公路,似乎永远只有我这一辆车在奔跑。听着导航的播报,已经到了江西境内。

也许,是经过了一个上午的开车奔波,又是一个下午的审讯,开车一两个小时后,我已经有些精神恍惚起来。开着开着,不是突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就去何方,就是总感觉这路,似乎越来越窄,而且经常会变形、扭曲!尽管限速牌上显示,最高限速是120公里,可是我把车速放到80公里,但看到的路面,却依然是变形,扭曲的。

迷茫、困惑、伤心、愤懑,似乎又有的是更多的孤独和无助,一种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随之而来的是,我的眼泪出突奔而出,模糊了我的眼,也模糊了整个黑夜和这个世界。

我忍不住大吼一声,猛然地一脚油门下去,开始狂奔起来。马达的轰鸣,伴随着我那从内心的深处发出的吼叫,我的车,犹如一头愤怒而又绝望的野马,飞奔着,疯狂地向着这个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的、铁幕一般的黑夜撞去……

(本文全文结束,希望朋友们能继续关注后续文章:《是谁,偷走了我为儿子辩护的权力?!》)

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之六

特色

作者: 吴有水 2020-7-27

声明:本段是根据现在的回忆写的,对话内容和实际可能有所出入,具体的内容,得等到有朝一日,程渊和我儿子案件的档案公开,看当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为准。

从杭州开车到长沙,全长大概900来公里,开车要十多个小时。

上了高速后,一路上,也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有几个高速公路的出口已经关闭了。进入杭新景高速后,更是一路无人了。

我打开定速巡航,以限速的高限,孤独地行驶着。

路上,我再次给办案单位打了个电话,让值班人员转告林圣新警官,我已经出发了。

把车上的多媒体打开,找到了佛教音乐的文件夹,点开。

虽然我是基督徒,在1989年冬季的时候,就正式受洗。但我依然喜欢听一些佛教音乐,在心情烦躁的时候,听一些佛经,能让自己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

可是,这次,就连佛经,也没有办法让我平静下来。

十多个小时的车程,为了让自己不至于那么疲累,我决定分两次走。

这个决定,最后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长沙,宾馆都已经全部关门,不再接待客人。如果我直接开到长沙的话,可能只能在长沙的街头,倦在车里过上一夜。

所以,过了一大半路程之后,我就下了高速,在朋友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又向长沙出发。

进入湖南境内之后,接到一个电话,是林警官打来的。我问我,是否已经到了长沙。

我告诉他,估计中午可以到达长沙。

他告诉我说,到了就给他打电话,因为他们的领导想和我谈一谈。

我答应了,本来这次去就是想找他们谈一谈的,只要能了解到我儿子的情况,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信息,也是我所渴望的。于是,约好了下午两点,在办案单位的门口见。

但是,他们的领导,会和我谈什么呢?我想。

到了长沙,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肚子也不觉得一点饿。但一想到下午还谈事,我决定无论如何先吃点东西再说。

开着车,绕着长沙市政府转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一家饭店是开业的。

此时的长沙,已经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了,所有的工商服务业,都进入了全面停业状态。

幸好,我的包里,还有几包锅巴,车上也还有瓶装水。就喝着瓶装水,啃着锅巴。吃过之后,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调整一下心态——因为,我还必须得装出一幅笑脸来和他们相见。

虽然,我的内心是苦楚的,但我必须表现得轻松、而且还是有点卑躬屈膝的样子。为了儿子的自由,自己所谓的尊严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

中午1点,开车到了办案单位。我直接开车进了大门,然后转向停车他们内部的停车场,把车停在停车场门口的栏杆前。

保安跑过来问我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他们的领导找我谈话,让他打电话给林圣新警官证实。

保安也没打电话,抬开栏杆,直接让我进去了。

停好车,打电话给林圣新警官,告诉他,我到了。他回答说:好的,稍等一下,他先跟领导汇报一下。

我躺在车里,摇下车窗,点燃了一支烟,心里突然特别地平静起来。

如同一潭死水般地平静……


快到1点30分的时候,林警官打电话给我了,他问我在哪。我说我在车上,马上过来。下了车,林警官已经在保安室门口接我。

和以前一样,掏出手机,摆在那个窗口台上。然后,在他的引导下进入了之前我进过的那间会议室。

一进室内,我就感觉到,这次的气氛非同寻常!

我依旧坐在上次来时坐过的那个位置上。我的对面,是一位年纪不是很大的警官,他的右边,坐着一位更年轻的警官。这位年轻的警官面前,有电脑、有打印机。这两位都摆着一幅似乎我欠了他们米,还他们糠似的脸色。用我老家的土话说,就是一幅买棺材的脸。

林警官依旧是那么和善的样子,又是给我倒茶,又是给我递烟的。倒完茶、递完烟后,在那位警官的左边坐下。

会议桌的一端,还有一位,头上不长毛的。穿着便服,戴着口罩,也不靠桌来坐,而是背靠着墙,目无表情地在那里坐着。

我想,这就是林警官所说的那位要找我谈话的领导了。可是,他干嘛不坐上来,坐到我的对面呢?我想。

我不在乎他们的表情和态度,我急于要知道的是:案件有没有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

林警官回答我:又延长了侦查期限两个月!

我强力地掩饰住自己内心的愤怒。我想,如果我手里有一支枪,或许,真的会对着他们开火。

可惜,我没有。

“什么理由呢?”我问。

“这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我对面的警官用敌对的眼光看着我,说。

他说完,就开始用那种审讯犯人的口吻对我宣布,对我进行依法传唤。

大概意思是,我是程渊和我儿子一案的知情者和涉案人员,根据法律的规定,他们依法对我进行传唤。要求我老实地配合他们的调查,如实地交待问题。

然后,向我出示了询问通知书,让我在上面签字。

一开始,我拒绝签字,冷笑了一声,说,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他们也没有坚持,就开始装腔作势地审问我起来。

“你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如实地交待出来。”

他的这个口气,一下把我激怒了:你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还找我谈什么东西?

“态度放老实点!如实交待!”他训斥我道。

我掏出身份证,扔给他们:你们自己看吧。

第一次僵持开始了!

他们要我自己说,但我坚决不说。

僵持不下的时候,林警官出来打圆场了!以他们自己看我的身份证进行记录。

当他们问起和我程渊的关系,是如何深度参与程渊他们的活动时,我开始主动滔滔不绝起来:

程渊是一位NGO成员,他们的机构,叫平机。

为什么叫平机?平机,就是平等机会的意思。就是要让每一位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就业权,与其他公民平等地享有作为一国公民应有的权利。这也就是我国宪法上所说的“人人平等”。

我说:他们曾经和其它机构一起,为中国数亿的乙肝患者,争取了平等的就业机会,也曾经和我一起,曾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促使社会抚养费信息的公开透明;在全国许多有志之士的努力下,为中国达1300万的因超生等原因而无法取得户籍的人争取到了应有的上户、上学的权利;为全国数百万的失独父母争取国家的必要的帮助;为减缓中国人口老年化,促进和加快了全面二孩子的开放;使得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妇女,免于被强制结扎的可能。

这一切,都是在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党媒在内的全国主流媒体都有公开的报道,也正是在他们的积极配合和帮助下,和全国有志之士一起努力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事实证明,程渊和我所做的这些事,都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这个民族,有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难道,做这些事,在你们的眼里,就是一种犯罪呢?

(当年媒体对我争取超生儿上户权利的相关报道)

他们找我,当然不是要想听我说这些。所以,他们打断了我的话,直截了当地问:

“你老实交待,你收了程渊他们多少钱?”

“钱?什么钱?”他们这个问题,多少有点让我意外,因为我和程渊,交往多年,从来就没有发生什么经济上的来往,“我没收过他们一分钱。”

“你这么拚命帮他们做事,难道不要活动经费的吗?”他们问。

“什么帮程渊做事?这些事,都是我自己要求做的,程渊是被我拉下水的,在这之前,程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抚养费!也从不不做涉及计划生育的事。提到钱的问题,就是当初申请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那些函的邮寄费全部是程渊他们出的——因为是他组织人帮我邮寄的。我收了他们什么钱?”

“真的没有收他们的钱吗?你这样不老实对你没有好处!我们可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收了他很多钱,现在是给你一个坦白交待的机会,你自己不把握这个机会,过了就没这个机会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人严厉地说。

“没有!”我再次回答说。

“你相信不相信,你再不老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你上手段?”

“就是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无论坐在我对面的人还是那位记录的小子怎么审问,我还是告诉他们,没有。

这时,林警官开口说话了:

“吴律师,你这样做就没意思了,事实就是事实,你应当配合我们的工作,如实交待。你交待了,对你也有好处。”

“不存在的事情,让我如何交待?难道你们就是非要我按照你们编的说,才算是我老实交待?你们不是有证据吗?把证据拿出来看呀!”

又僵持不下了。

这时,一直靠墙坐着不说话的那位站起来,走了过来,拿起桌上的一叠资材,在桌上用力一摔,说:

“证据我们有的是!就在这里!就看你是不是老实交待!你再不交待,我们可以用现有的证据证明你是这个案件的深度参与人,是共同犯,随时可以给你采取措施!”

“随你们怎么来,反正,不存在的事实,我是决不会承认的!”

面对这个的威胁,我强调说。

“那就准备给他采取措施吧!”那头上不长毛的便衣的人说。

“采取措施”,这是业内语言,即采取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强制措施。给我采取措施,也就是说要当场刑事拘留我。

一听到这话,我沉默了。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的车子怎么办?想什么办法让我妻子来开回去?然后,委托哪位律师来作为我的辩护人比较合适?

他们都死死地盯着我看……

会议室里,顿时寂静了下来。

(未完待续)

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之四

特色

作者:吴有水

之二已经被从我的后台被外星人劫持了!所以,网友就是发送消息也收不到对应的文章,实在很抱歉!但我还是得写下去——实在不行,大概我也得翻墙去注册一个facebook了,一直写到我进去——或者我儿子出来为止!

在林警官的引领下,进入了办公区。

先把我随身带着包和手机都放在一个窗口的窗台上,然后引领着我进了一个会议室。

会议室已经架设好了摄像机。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我坐的地方。

作了简单的寒喧之后,林警官就对我说:“吴葛健雄想委托你作为他的辩护人,你愿意吗?”

“愿意,肯定愿意!”我立即回答,说完,就把早就准备好的一整套辩护手续交给了林警官。

可以想象,我儿子在被捕的那一刻,是多么的惊慌!毕竟,他不过二十多岁,从校园走向社会才正好两年。或许他自己也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居然会突然被捕。在他被捕的那一刻,他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我,他的做律师的爸爸!

他肯定希望,我这个做了数十年律师的爸爸,在关键的时刻能救他一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我就是他唯一可靠的救星!

会谈过程中,林警官一再强调,他很为难。因为我是吴葛健雄的父亲,所以他不能跟我谈很多——如果只是律师,他就可以按法律的规定和我谈——意思是我是他的父亲,所以好多东西就不能谈了。

我最关心的,不是什么案情——因为所谓的案情,无非就是我儿子和程渊他们做了些什么。至于做这些公益为什么会构成犯罪,想想这些年来的许多公益人士都被不同的罪名被拘捕和起诉,很多原因,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了。

林警官告诉我,吴葛健雄在看守所过得很好,他们都是一个人一个房间单独关押!

一个人一个房间单独关押——听上去,似乎是一种很好的待遇!

但是,这是看守所!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打开的窗户让你可以看外面的风景,也更不可能打开门来,在你觉得烦闷的时候,可以出来走走。就是让你一个人,独自坐在一个徒壁四空的黑小的屋子里,百无聊赖地听自己的呼吸声。

这让我想起了两个字:禁闭!

(传说中的关禁闭,图片来源网络,与本文内容无关)

在看守所或者监狱对违规犯人才会采取这样的厉惩罚措施,它就叫关禁闭,也叫关小黑屋子。但一般也只是关几天,很少会超过半个月的。而我儿子和程渊他们,却一直要这样关到判决后移送到监狱去的那一天!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酷刑!而且是长久的酷刑!

朋友们,你们自已设想一下,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任何可获得外界信息的渠道,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交流,也没有任何事情让你可做——把你单独关押在一个黑乎乎小屋子里,让你与外面的世界完完全全地隔绝,这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真的是会疯的!

必须得让我儿子在监室里有事可做!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于是,我提出给我儿子送些书进去。

林警察回答:不行!

连法律类书籍也不行吗?我问。

不行!得到的还是这样的回答。

那么诸如资本论、马恩列毛的著作呢?我不甘心地再问。因为马列原著是我在大学的必修课,所以在我大学读书的时候,从一家书店,以卖废纸的价格,卖各类马列经典。我买了一整套的精装版的马恩列的原著,似乎还有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我想,这样的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的国度,应当是许可的。

回答还是不行!

林警官的这些回答,确实,当时让我有些抓狂。我知道的,人在孤独寂寞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有事可做。但是林警官的回答,阻断了我的一切幻想!

最后林警官告诉我:他们每天都有人民日报读。

好吧,有人民日报读也行——这说明,至少在白天,屋子里,还是有亮光的。

然后,我又询问起有关会见的事。

林警官告诉我,会见是需要经过他们批准的。但又很确切地告诉我说:想会见,必须提出申请,然后经过他们的批准,不过,一般他们是不会批准的。

意思就是说,会见,是不可能的。

那么通信总是可以的吧?我又问。毕竟,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涉及这类案件,律师会见当事人必须经办案单位许可。但没有说通信、通话也必须经办案单位许可。

林警官回答说:通信必须经过他们的审查,他们认为可以,才得以送到我儿子手上。

我说,这也行。因为,只要有我了只字片语能送到我儿子的手上,对我儿子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安慰!

谈话结束了。和我常伯阳律师一起去以前认识过,一起喝过酒,还互相打过架了文东海律师后那里去吃饭。

文东海律师,在我那年被律协调查的时候,也给我提供过帮助。当然,我儿子吴葛健雄也与他相识。这时,他已经不是律师了,因为被吊了证,于是开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聊以维生。

文东海律师的妻儿们也在,大家一起吃午饭,喝酒,聊天。他的两个小孩才几岁,天真、活泼、可爱。想不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们,或许此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们了。因为,为了逃脱抓捕,她们娘仨,几个月前,已经借道日本,逃亡去了美国。

下午,找到了关押我儿子的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为我儿子送去秋衣。

虽然,这还是夏天,天依然是那么的火一般火热——但这种火热,不正说明,秋天就要到来了么?

我一回到杭州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写会见申请,权把无望,且当着一种有望——哪怕无望,我也应当坚持。

为了我儿子,也是为了更多人的儿子!

这是我给我儿子写的第一封信:

健雄:

今天是你被刑事拘留的第十二天了。

爸爸在得知你被拘留之后,两次赶到了长沙,也知道你已经与办案人员说明委托我作为你的辩护律师,但因你所涉嫌的案件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与你会见必须经过办案单位的许可。目前,办案单位尚未许可我与你会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第第一款的规定,我应当是可以与你通信的,此事我也跟办案的林警官沟通过,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依法办案,所以,这封信能否能到达你的手中,也只能看办案单位能不能依法处理了。

我已经在长沙也为你聘请了一位律师,主要是方便有事随时联系。如果可以会见后,我会随时去长沙会见你的,辩护意见到时面谈。

家中一切尚好,你妈妈身体也很健康,只是有时有些挂念你,希望你能早点出来。律师所的情况也比往年好多了,所里的阿姨们也都挂念着你呢,这一切你都放心。

人生没有后悔的事,希望这次的事件,对你是一次考验,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千万不要流眼泪,坚强些,出来以后,你一定会更加地成熟的。

                                二O一九年八月四日

这封信签上名后,与会见的申请书一并通过EMS邮寄给了林警官。

后来,我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向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发了一份《不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

内容如下:

我期望的良知,并没有出现。

2019年8月26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了逮捕决定,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向我邮寄送达了《逮捕通知书》!

(未完待续)

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之三

特色

献给我的儿子吴葛健雄被捕一周年

作者:吴有水

我坚信程渊和我儿子他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办理好了委托手续、会见手续之后,我又前往长沙。

在长沙,根据朋友的推荐,委托了湖南源美律师事务所的丁敏律师,作为我儿子的另一个辩护人。

之所以还要在长沙另委托一名辩护人,是出于随时可以与办案单位沟通联系,也是随时可以根据案件的进展需要,进行会见的方便。

这天,和程渊的妻子,施明磊为程渊聘请的律师庞琨律师一起吃了晚饭。施明磊因为从自己的卡上,转汇了一些钱给程渊,也被办案机关列为犯罪嫌疑人。但因小孩没有人照顾,所以暂时她被监视居住六个月。

谈到施明磊因转汇款给自己的丈夫而被列为共同犯罪时,我和庞琨律师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可事情确实就是这样!

第二天,施明磊的辩护律师常伯阳来也到了长沙。我和他一起约好了在办案单位的门口见。

到了办案单位的门口,通过电话和办案人员进行了联系。在门卫处等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出来一位办案人员。

这位办案人员姓林,叫林圣新还是什么的,名字不是很清楚。先是常伯阳律师去进去,要他先和办案人员交流完后,我才能进去。

在门卫室等待期间,我透过窗户向外张望着这个即没有门牌号码,也不挂单位牌子,甚至连百度和百度地图都无法查找到的神秘的办案单位。不禁想起了儿子之前的有关事情。

图为办案单位的大门

吴葛健雄大学毕业到了长沙后,居然很喜欢这种公益活动。为此,很也很少回家。甚至有一次在杭州带着一些残障人士开展活动的时候,我问他:你不回家看看吗?

他回答说:没时间,我要陪着他们。

他们,就是他和程渊组织来杭州的那些残障人士。

那个时候,天气很冷,他居然冷得瑟瑟发抖,我也居然不知道给他买一件衣服——这孩子,自己也没有学会照顾自己,他也不知道跑到街上去给自己买一件。

想起他喜欢公益活动,这可能真的是天生的。

在很小的时候,有人捡了一只小鸟。是那种毛也有长出来,肉肉的那种。我就把它要过来,天天喂养。弄些小虫子什么的给它吃。慢慢的,这小鸟儿也有些懂事了,只要看到我过来,它就张着大嘴,喳喳向着我叫。

我把这只小鸟带回家,让我妻子去养。一方面是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另一方面也是让我儿子有个玩的。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之后,这小鸟居然病死了。小鸟死后,我儿子一直不让我们把它丢掉。他总说,它只是睡着了,还会活过来的。后来,趁着他去幼儿园了,才把它埋了。他回来之后,为此哭了半天,说:

“我还不知道,就是你们把它埋了!”

实在没办法,想起之前,妻子在挖菜地的时候,他总会把自己吃的一种小孩零食,叫华华丹的,埋在地里,说是以后会长出好多的华华丹。

于是,我们告诉他:不是埋了,只种在地里了,明年,就会长出好多好多的小鸟。

听了这话,他半信半疑,但终究是不那么伤心了。

来到杭州后,在小学,也会组织一些陪着小孩商业能力的活动。也就是学生们都会从家里拿些东西,到校园里卖,大概是让小孩从小学会交易吧。

我儿子也把家里那些他之前看过的动画影片光盘,搜索出来,厚厚地一叠,放在书包里背着去了学校。

晚上回来的时候,我问他:那些东西卖掉没有?

他得意地说,他的东西最跑火,一块钱一张,一下就卖掉了。

卖了多少钱?我问。

卖了二十块钱,他说。

钱呢?我问。

全部捐掉了,老师说,还有许多边远地方贫困的同学,连饭都没有吃,希望大家把卖东西得来的钱,捐一点给他们。于是,我就全部捐了,放在那些捐款的小木箱里。

高中的时候,我们每周会给他一点零花钱。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身上没钱了。原来,他在放学回家的时候,路上遇到一个人,对他说:他是从外地来打工的,现在工作也找不到,想回家,身上又没钱,想向他借买一张回去车票的钱。并且还掏出身份证给他看,证明他确实是外地人。

于是,我儿子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专门陪着这个人跑到汽车站,为他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

其实,这样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在小区门口经常会遇到,但大多数是骗子。我也遇到过,也给过钱,或五十或一百的。

儿子做这样的事,我并不责怪他。

人可以上点小当,但不必为此而丧失自己最基本的同情心。

有一年过年,许多买不到车票的人,就睡在地址过道里。

我儿子看到了,问我怎么能帮助他们。我说,给钱,我们没有那么多,就做点力所能及的吧。冬天的过道里很冷,特别是夜里。我从家里捡了些旧大衣什么的东西,让他送给那些需要的人。

结果,转了一圈,一样也没送出去,说是过道的那些人,一个也不见了。

估计,那些人,都被城管清理干净了……

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暑假,因为要带回家的东西比较多,我就开车去接他。他居然抱起一只小猫,还拿起什么猫粮、猫砂,让我们一起带回家。

到家之后,我问他,怎么在学校还养起猫来了呢?

他告诉我,这是一只瞎眼猫生的小猫。一次他在从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大家围观这只瞎眼猫生的一群小猫的时候,他也去围观了。想不到,这只瞎了眼的猫妈妈,竟然把自己的小孩往他身边推,意思大概是希望有人领养它的小孩。于是,他就抱一只回宿舍来养了。这只小猫咪就成了全宿舍人的宠物。现在放暑假了,得把猫带回家。

于是,这只小猫咪就来到我家了。正好我家还养了一只边牧和一只苏牧,大概因为这只小猫特别受宠的缘故,时不时就在两只比它个体大得多的狗狗面前充起老大来。苏牧小丑和边牧帅帅,也都特别地惯着它,任由它把的自己的尾巴和耳朵当成玩具。

开学时,我儿子又把这只猫咪抱回了学校。

人的善良与正义,大概是天生的,否则,我无法解释我儿子这种善良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常伯阳律师出来了,林警官让我和他一起进入他们的办公区域。

我有些激动,因为,终于可以得到一点有关儿子的信息了!

我会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从这位貌似很和善的林警官的嘴里?

(未完待续)

有关恐惧,有关医治——程渊妻子的一周年回忆

特色

献给长沙公益仨被捕一周年

作者:施明磊

2020年7月21日

提起笔来,总是不知从何说起,又仿佛要好几天的述说,才能说完我这一年的经历和感受。

述说是为了记录真相,是为了抵挡遗忘,更是为了坚守公义。

今天我看到一个留言:在真相和公义以先,没有饶恕。我看到默默点了个赞。

关于恐惧的感觉,是很多个片段。

片段1: 我女儿的恐惧和上帝的医治

她去年才三岁,她仍然记得很清楚:“妈妈,那天,你刚出门,突然被吓了一大跳,你说是有大老鼠吓到了你,可我记得分别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围着你。”,她又常常提起:“妈妈,那天,那些人,就是长沙国安那些人,他们冲进来,很没有礼貌,我正在换小内裤,他们就拍我,都拍到我的屁股了!” 她说的是那个对着她闪烁的执法记录仪。又说:“妈妈,有一群人跟着我们去我幼儿园,把我送到天台,李老师接得我,你说下午你来接我,可是他们不让,她说她来接,可是李老师不同意对不对?那她为什么要来接我?她要把我接到哪里?” “那天,我们家里来了很多人,他们把妈妈吓倒了,妈妈大叫了一声,说是有一只大老鼠,我说分明不是老鼠……还有,他们把爸爸团团围住……” 她不停地述说,无论是我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游乐场的陌生人,以及门口商店的老板。除了述说,她晚上睡觉尖叫,大哭。有一次我们在礼拜,她躺在一个姊妹怀里睡着了,突然做梦大哭,不能平静,牧师为她按头祷告。我每每看到她的这种反应,心里是十分恐惧,她那么幼小,却经历如此恐怖的场景,我害怕这段经历会成为她的梦魇,无法修复。身为父母,无法让儿子生活在免于恐惧的环境当中,是最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不饶恕那些有意以我女儿来制服我丈夫的人。但我的神眷顾我们,他亲手做医治的工作,在弟兄姊妹的爱中,在牧师和众弟兄姊妹的无数次祷告中,我的女儿信主了。她开始恢复天使的模样,开始重新有了天真烂漫的年纪该有的笑声,也开始在恐惧时寻求天父的帮助。

片段2: 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辖制,我失去自由

去年的7月27日,是抓捕后的第5天,因抓捕过程的公开和披露,深圳国安连夜赶到我家,这次来了5个人,3男2女。来势汹汹,我听到门禁铃声响起,他们在门禁监控中出现时,心中万分恐惧,不知道这次他们会怎么对付我,尤其是我女儿还在家,我担心她再次受惊。

我不想开门,但没有选择。开了门,他们就往书房冲,让我把女儿留在客厅,2个女国安看守她。我被围坐在书房的沙发上,瑟瑟发抖。“坐好!”“脚放下来!” 我被毫无预料的命令吓了一跳,不由自主把脚放了下来。“坐好!往前坐!” 我坐在那里,毫无抵抗之力,听之任之。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结束了,我在签笔录时看了一眼,他们不留名字,我不知道他们是谁。终于走了,期间我女儿跑进来,再次被执法记录仪录了下来。

“我警告你,你要去哪里,见什么人,给谁打电话,都要经过我的允许,否则,随时给你变更强制措施!”变更的意思我听懂了,就是从监居变成逮捕,虽然我什么也没做,仅仅是为了震慑我老公以及让我闭嘴,但已经给我扣上颠覆罪,我想这些不知身份的人说的是真的。事后,也印证了我的恐惧不是没有缘由,办案人员跟我们律师说,如果不是我女儿小,百分之一千要抓我,因为我没有按他们要求的闭嘴。

这一天之后的一个月,我的恐惧到达了极点。我害怕他们随时出现,是的,这些人不亮身份,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如影随形,在打电话的时候,在外出的时候,在我女儿幼儿园,在车库,他们可以随时出现。我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你的电话是有人监听的;你存在iCloud的照片是随时被调取的;你的微信是随时被查看的;你的家是随时被侵入的;你的孩子是随时用来威胁的” ———我绝望到极点,而同样感到绝望的还有我老公。

去年8月13日,他被录了视频,被两个国安从长沙带给我看:“你老公希望你不要管他的事”,我看完,强作镇定,录了一段视频跟他讲上帝的公义和能力,他们走后,我大哭一场,我知道我和女儿成了人质。

片段3: 十一前的维稳

那日,我去参加E公司的十周年庆典,突然电话响起,是深圳国安韩:“施明磊,你在哪?我们要见你。”

“我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今天没空,换个时间吧。”

“我看你是故意不见我们,就今天,你现在是监居期间,我们要见你你就要随时到!”

我感到了很强的逼迫,但我仍然坚持换个时间。“明天晚上之前我们见不到你的话,我们就去你家堵门了!” 我:“……”,我没有选择。

又是老一套,“脚放下来!”“坐好!”,这次我决定反击了:“这是我家,你凭什么要求我把脚放下来?我想怎么坐就怎么坐?”

“老实点!你还在监居期间!”,我大声回应:“哪条法律规定我要把脚放下来?!你明明知道我与此案无关,却被扣上这么离谱的罪名!至今没有跟我指出过任何事实和理由,你却把我当犯人一样对待!我不放下来,除非你能解释清楚!”

随后,我坚持让他们亮证件,不亮证件我就不说话。他们不亮,讽刺我说我心知肚明,上次就来过我家,怎么会不认识?我说从始至终,你们都没有亮过证件,我不认识你。僵持了许久,他让另外一个干警亮了证件,他掏出来,给我看了皮儿,说亮过了。我说我没看到,他说皮儿就证明他们的身份。继续僵持,他紧紧攒在手里,飞速在我眼前闪了一下证件里面,只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却无任何名字和号码。就这样,他们说亮过了。

你能想象我恐惧的来源吗?不明身份的特权人员,足够让我随时消失。

我的恐惧无处排解,我拔掉门禁的电话绳,我不打电话,我尽量不打滴滴,我在微信上不说话,我给女儿换了幼儿园,我不敢去那个被戴黑头套和手铐时停留的地下车库,我害怕敲门的声音,我看到女儿在他们走了之后不停地拖地撒消毒水时,我心里只有绝望。

我们是人质,这是每天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声音。

这些恐惧不能带到工作的场所,不能显露在孩子面前,不能跟别人说起,我的重担越来越重。直到有一天,教会的一个姊妹流泪为我祷告,她说:“阿爸父啊!我们都不知道她经历了何等的恐惧,但是你知道!她是你的女儿,在你这里得了公主的身份!没有人可以辖制她!没有人可以威胁她!也没有人可以陷害她!我们何等亏欠你,我们不关心我们的姊妹,让她独自承受,求你卸去她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你就给她医治!你就加添力量!”,我哭了许久,从那天起,我开始学习与恐惧相处,在恐惧中祷告,在恐惧中抗争。

还有许多许多,已经公开的和未公开的,今日无法一一描述,但这就是我想分享的:

强权下的恐惧和医治。

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 之二

特色

献给我的儿子吴葛健雄被捕一周年

作者:吴有水

收到长沙市国家安全局邮寄给我的这份《拘留通知书》,看到上面说我儿子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说实在的,我确实很惊讶。

无论如何,我无法接受,他们抓捕我儿子的理由,居然是这个罪名!

所谓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指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罪名,是从以前的反革命罪拆解而来。一般只有企图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手段推翻国家的政权才构成此罪。如果非暴力手段则不构成此罪。当然,在中国,包括不仅指使用暴力手段,凡是一切想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都构成此罪。只不过暴力手段,成了一个加重情节。

但无论如何,构成此罪,前提是,必须得有组织、策划、实施行为。

根据法律的规定,我儿子和程渊他们的行为,并不构成此罪。

有人质问我:你知道你儿子干了什么吗?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我不仅知道,而且还是参与者。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为我儿子辩护,而是确实知道,并参与过他们的一些活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也知道我知道程渊和我儿子他们做了哪些事,所以还为此传唤了我,甚至还威胁说我是他们的共同犯,可以对我采取手段(即刑事拘留)。

程渊是我的朋友,我的儿子又在他的组织下从事公益活动,如果他们的活动可能会涉嫌犯罪的话,我会第一个站出来阻止程渊。因为,我不能让我的儿子跟着面临危险!

那么,我儿子和程渊他们既然只是做公益,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为什么会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抓捕他们呢?

这个,只有去问他们了。

其实,程渊和我儿子他们做公益,而且只是做公益。

程渊属于NGO成员。所谓的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意思是指非政府组织或者叫志愿者组织。是指非官方成立的从事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性民间机构。

中国之前并没有对这类组织进行限制,只是到了2016年,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此法到了2017年又进行了修订。目的是为了对中国大陆之外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管控。该法规定:“国家对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给予表彰”。

根据上述法律,我国并不禁止,甚至是鼓励境外NGO在中国大陆从事公益活动的。

程渊他们不是境外NGO组织,他们只是在长沙成立了一家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后,然后以该公司的名义开展公益活动。

但他们的资金,来源于境外。但这种资金来源于境外,并不只限于某一家境外NGO组织,而是通过国际投标的方式来取得资金的。比如:从事防艾滋病公益,则是从防艾滋恙公益的基金会通过投标后,中标才能取得。从事残障人士维权的资金,又是通过投标的方式,从另一家基金会取得。所以,他们并不是固定地为某一个境外NGO组织服务,或者代理某一家固定的境外NGO组织。

他们的活动,在中国大陆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正因为是公开的活动,所以经常会受到有些单位的干扰。

有一次,程渊他们准备在杭州开展一次活动,结果订好了宾馆之后,因为某部门出面干涉,导致宾馆又解除了合同。有一次由我参与组织的浙江省失独家庭意愿了解会议,目的主要是通过向各地的失独父母了解他们有哪些困难和需要,然后记录下来,向相应的政府有关部门发出请求或者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报告,要求政府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但是,这次会议中途就受到了干扰。

事先订好的会议室,突然不准使用了。于是,我们只好临时找了一家咖啡厅,进行了半天的征询活动。

民间组织从事活动,受到类似的干扰,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这有点象我当年做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调查和为争取超生儿的户籍权利时,也曾被地方政府跟踪、驱逐、追赶一样。

根据《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管理。所以,程渊在长沙设立的办公地点,是长沙公安的国保经常光顾的地方。国保人员经常上门嘘寒问暖,或者找工作人员去喝喝茶,谈谈话,了解他们的一切。

在当地国保人员如此的关切下,他们又如何能颠覆起国家政权呢?

所以,我决不会相信程渊和我儿子他们的行为会构成犯罪。

2020年2月4日,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对我进行了传唤。4名国安人员对我进行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询问。我如实地向他们说了我所知道的事实,而且再三重申,他们决不可能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只不过是做了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而已,如何就变成了犯罪?

(未完待续)

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

特色

献给我的儿子吴葛健雄被捕一周年

作者:吴有水

突然,儿子回家了!

那种喜悦,不仅是久别后的重逢,更多是,我以为,终于可以追问真相!

然而,儿子又沿着一条小路,走了。

他说,他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去做,因为,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

我哭了,其实,我也需要帮助啊,儿子!

我在内心底,突然有些崩溃般地狂呼……

随着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的吼叫,我醒了。

原来,这只是一个梦。

然而,虽然只是一个梦,却并不比现实来得更残酷,因为,现实中,我想见我的儿子,也变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

夜里,悄悄地擦去老眼两旁的泪水,回忆起有关儿子你的一切。

如果说,世上一切的恣意都是自私,那么,有一自私就是:你还没有将来的时候,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来承受这没有未来的日子。

我的儿子,就是我的这种自私的结果。

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还没有任何做父亲的准备,当然,也就更无从能让儿子顺利成长的条件。让本不该出生的他出生了,来承担所有我本应当承担的痛苦。

虽然,我手握着有政府批准我生育一个小孩的准生证,但计生部门还是在得知我儿子出生后,追上门来,征收所谓的社会抚养费。

我说:我有你们发的准生证的。

他们说:可是你儿子没有按我们批准的时间出生。

不对,计生的人说,你儿子应当在1995年才能出生。

于是,我拿出那张印得象支票一样的,准许我儿子出生的准生证,指着打印在上面的字说:你看,上面写着:1995年12月31日之前有效,1994年12月14日也在1995年12月31日之前。

不对,你这是1995年准生证,只允许你儿子在1995年1月1日到1995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他们解释说。

我不服,向领导去讨说法。可最终的解释权,归有权力决定谁可以出生的计生部门。

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是3000元,

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是100元多那么一点。

从学校逃离出来,跑到企业,当初的想法,固然是因为内心厌恶自己每年重复地对那些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学生教着我自己也不相信的理论,但还有一点,就是希望能有更多一点的收入——然而,在经过一番论资排的定级后,我每月的工资只能是那么一点,而且还不能保证发放。每月的工资,除了保证吃饭,所剩的也就无几了。要缴纳这么一大笔钱,简直是天方夜谈。

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我违反了计划生育,当然我儿子的妈妈也违反了计划生育,所以,本当过完产假后就可以上班的她,也被要求继续呆在家里,单位给发生活费。

我心里比领导更明白,这只是一种托词,事实上,厂里已经没钱可以发工资了,能够少一个人,就尽量少一个人。

于是,我也提出了辞职。

辞职之后的我,准备自己去做生意。

但是,做生意,需要有本金。本金从何而来,我在辞职之时,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可以暂时逃脱被征收那3000元巨额的社会抚养费。但真正辞职之后,内心却是一片的恐慌:今后吃饭的钱从哪儿来?儿子的奶水钱从哪儿来?

于是,开始决定借!向身边认为可以借的人那里去借!

白天,通过电话,向一位曾经对我许诺过,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的厂长艰难地开口,他很热情地接了电话,最后支唔了半天,说他在开会,晚上再说。然后,我晚上准备去他家。儿子的母亲带上了自己的那点出嫁时的金项链、戒指,准备用着抵押物,抱着出生才两三个月的儿子,跟着我一起去了。

结果,在人家门外等到半夜,也没有等到那位许诺有困难就找他的厂长回家。

又想起了孩子的舅舅,在某单位上班的,也已经好多年了,或许会有一些积蓄。于是,孩子的母亲又抱着孩子,和我一起,坐着夜班的绿皮火车,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去借钱。

印象里,在站台上,飘着雨,刮着冰凉的风,只好躲进过道里,等着火车的到来。每当有火车从过道上头经过的时候,那火车铁轮撞击铁轨的轰鸣声,总会把才两三个月的儿子吓得瑟瑟发抖。

终于从小孩的舅舅那里借到了第一笔钱1900零几元。因为,小孩的舅舅把一个小木盒里的1元1元的钢崩子全倒给我们了,所以会有几元的零头。

这笔钱,对我们来说,可是第一笔借款。钱借回来之,就考虑着今后怎么还的问题。也许,这就是穷人的思维吧,因为生怕还不起钱,所以也就不敢借钱,借了钱,也不敢轻易地去花。

经过东拚西凑,终于有了7000元这么一笔巨款。临行之前,儿子的母亲用一块布,在我的衬衣上缝了一个口袋,把这笔钱缝里衣服上面,这样,就不会掉了或者被小偷偷了。身上其它地方,放了些路上用的零钱,就这样出发了。

临行前,我看了看儿子。他仿佛睡着了,睡得很香、很甜。

我想:儿子,从此以后,我就准备只为你而活了!

车子到达湖南境内的时候,中途要下车休息。

在一个小篷子里,我看到一位妇女抱着一位婴儿,那模样,和我儿子应当是差不多大小。

突然,我的鼻子有一阵酸酸的,眼泪也止不住想掉下来。

好想我的儿子。

于是,我就站在那里傻呆着、盯着那婴儿看,一直看得那婴儿的母亲有些恐慌了,赶紧抱着小孩进了屋子。

在外面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中无时不刻在想念着我的儿子。有一次,突然看到街边有个公用电话,我一阵欣喜之后,便往电话机里投下了硬币,然后拨打原单位的电话,希望能与妻子通上话,让她抱着儿子来,让我听听儿子的声音。

可惜,那时的电话,似乎是永远也打不通的,永远是在占线之中的。

有时,我会一个人跑到山顶上,面朝南方,向着无言眺望,似乎这样的眺望,能从远处听到儿子的声音。

但是,眼里能看到的,只是荒芜的黄土高坡,耳中能听到的,也只是那冽骨的寒风的呼啸。

睡梦里,总是会听到儿子嘤嘤的哭声。

最终,我回家了,虽然没赚到钱,可我还是回家了。

因为,我离不开儿子。

在我失业的那段日子里,我可以天天地陪着儿子。虽然贫苦,却也没有比那种思念更让人觉得不可忍受。

当我到了新的单位上班,妻子也失业了,带着儿子来到了我新的单位。单位里有几个人,总喜欢捉弄他,吓唬他。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在别的吓唬他的时候,他居然会跑到厨房里去,拿起一把菜刀,向着那吓唬他的大人砍去。

想起他穿着一双不适脚的拖鞋,一手提着菜刀,一手指着对方怒斥的模样,那性格简直完全是从我这里复制过去的。

后来到了杭州。初到杭州时,因为一时不能找到公办的小学,只能先到一家离居住地很远的民办小学去暂时就读。

那时,他才十岁吧,读三年级。

有一个冬天,因为挤校车没有挤上,他居然背着书包,凭着自己的感觉走着去近十来里路远的学校去。晚上回来时,还很得意地跟我们说,今天他走着去了学校。他的得意,把我和妻子吓了一大跳!要知道,就是连我们大人,也未必能走路找到那个学校,他一个小孩,居然绕那么多路,走着去了学校——万一迷了路怎么办呢?

从此以后,我就让妻子必须每天早晨看着他上车,以免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有一次,妻子走亲戚去了,几天没回来。

他放学回来后,就会到公司去找我。

有一天,公司的保安因为老板来了,就不敢让他进公司的大门。他只好在大门外的马路上低着头,漫无目的地往回走。我远远地看到了,把他接了进来。

他问我:“妈妈回来了吗?”我说:“妈妈没回来。”他没有吭声,只是回到房间,说他要做作业。到吃晚饭的时候,他来了。我和他一起进了食堂。排队的时候,他老是往门外跑,我知道,他是在等妈妈。他希望妈妈来和他一起吃饭。但最终,他没有等到妈妈的回来。吃饭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润的,但是忍住没有流下眼泪。只是对我说:“爸爸,你买瓶酒喝吧,食堂有酒。”

我说:“爸爸不想喝。”

“你就喝一点吧,食堂不是有酒买吗?”他又说。

他知道我喜欢喝点酒。在他的眼里,喝酒是能给我带来快乐和忘却痛苦的。但是我不能喝,因为,我还要照顾儿子!

但,我被儿子的举动感动得想哭。

我不能哭。

吃过饭后,我要儿子和我一起去散步。多少年,我没有和儿子一起散步了,今天,我突然特别地想和儿子一起走走。他说,他要做作业。我说,散完步再做吧。

他默默地同意了。

散过步回来,我让他做作业,我去取点东西回来。他懂事地答应了。等我取完东西回到房间,发现儿子一个人在默默地流泪。看到我来,赶紧用卫生纸擦着眼睛。

我的眼睛禁不住涩涩的,他是不想让我看到他在哭……

“你是不是想妈妈了?”我问。

他点了点头。

“你要是想,就给她打个电话吧?”

“不打,”儿子倔强地摇摇头——他的性格犟起来和我一样。我知道,他真的是想妈妈。晚上,他还要回到原来的屋子里去睡,他是怕妈妈回来的时候找不到他。我没有答应,因为,我晚上还要加班,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我放不下心。他也没有反对,可是眼里却充满了失望。

我把他带到公司的宿舍里,对他说:“你就在这里做作业吧,做完作业后自己脱了衣服睡觉。爸爸晚上还有事。”

他懂事地点点头。我离开了,来到了办公室。当我再次回到房间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花。

这是想妈妈的眼泪。

后来,转到了公办小学。但公办小学离住的地方还是很远,那时也没有校车。一开始的时候,让他妈妈每天接送。后来,他自己提出说,给他买一辆自行车,自己骑车去学校。

于是,我们给他买了一辆当时流行的女式自行车。他觉得这样的自行车是女式的,很不高兴。但他发现,原来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也骑着和他同样的车,他觉得又开心起来了——他就骑着这辆车,天天来回于学校,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说,车子骑不动了!

我们拿到修车店去,才发现:这是一辆坑人的车,因为这辆车的车轴,居然不是滚动的!那车轴也已经磨得快断了!

而他,却居然骑了两三年!

在这公办小学读书的几年里,其中居然有一个学期,他一直没有吃午饭!这也是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因为,有一次吃饭,居然发现菜里面有虫子。于是,他就坚决不吃了——但却又不愿意告诉我们,而是让自己天天饿一个下午。

他读初中的时候,学校都老师要求补课。

补课不是在学校,而是在老师的家里,因为在外面怕被人发现举报。

补课当然是要交钱的,但老师却决不会说要交多少钱,而只是说根据家长的心愿,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

儿子回来跟我说了,我说那就交800块吧!于是,让儿子给要求补课的老师每人带上800块钱,然后每个周末都让他自己乘公交,去老师家上课。

有一次,儿子对我说:我们老师真好玩,在班上居然不点名地说我。

我问:说什么?

原来,老师嫌我给儿子交的补课费少了——人家都是几千几千地交,而我只交了800元!

“那下次我们就多交一点吧,”我说。

“不交了!我不想补课!”

于是,他就不补课了。

上了高中,我也从来不问他在学校的成绩,就和初中小学时一样,其实我真的不在乎儿子每次考试能考多少分——而是在乎,儿子学习得是不是开心。所以,在高一结束的时候,我也没有关心过他在学校和班上的排名。只是到了高二,我和妻子在苏州玩。有一天,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

“老爸,你想办法把我弄回来理科班来吧!”

我当时一听,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跑到文科班去读书了呢?

后来才知道,高二分班时,他居然自己要求去文科班。于是,学校就根据他的要求去了文科班。然而,他最特长和喜欢的是数学、物理、化学——至于当初为什么要去文科班,他自己也始终没有和我说过,直到现在。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想学法律,而认为法律属于文科类,所以就报了文科班。但到了文科班后,成绩一直不理想。

后来他说:想不到文科班的那些人,那么会读书。

接到他的电话,我就从苏州往回赶。到了学校,找了教务处。教务处的领导表示,现在都开学一个多月了,班早就排好了,再改回来,有点难!

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一位领导终于松口了,说是查查成绩看,看理科成绩好不好。

结果,他一查,惊讶的对我说:你们家长不管的吗?他理科成绩这么好,怎么会让他报文科班呢?

我只好说,分班的事,我压根不知道。

老师也只有苦笑了,说,没有象你这样当家长的。

最终,他答应让我儿子转到理科班,但前提是得有哪个班的班主任老师愿意接收我儿子。

原来,我儿子在那些班主任老师中,是有名的捣蛋分子。说是在高一的时候,居然会带动全班的同学造反的,很有煽动能力。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一听到我吴葛健雄的名字,都会感到头大!

想不到,我儿子居然还有这么大的能量!

正当我以为无望时,终于,有一位姓童的班主任老师愿意接收了。教导处的领导对我们说:童老师要求你们去见个面。

我真的是有些喜出望外!于是立即带着儿子去找到了那位童老师。

童老师是位女的。见了面之后,她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我儿子期末考试能达到全校前80名。

我问儿子:你能达到吗?

“能达到,”他回答说。

“你要说到做到的哈!”我严厉地对他说。

“嗯,”他应了一声。

期末的时候,他的考试成绩是全校前40名。

于是,他成了他们学校的一个奇迹。

虽然他读着理科,依然喜欢读些与理科不相干的东西,比如:资本论。

高考之后,他又报读了法学专业。

大学期间,他留起了长头发,而且还在校园里倒卖法律书籍,也去街头散发过广告传单。每次见面,我也不和他谈成绩之类的。只是有一次,我问他:现在大学有奖学金,怎么没听说过你拿过奖学金呢?

“因为我不想学毛概,”他想也没想直接地回答了我。

有一个暑假,正好北京程海律师不服被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行政案件,要求袁裕来律师我代理,一审开庭时,我就带着儿子去让他参与旁听。同时主要是想让他去见见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律师。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由程海律师开车,去通州去见了于建嵘教授。于教授还带着我们上街去喝啤酒,吃烧烤。送给我儿子一本他自己写的书《我的父亲是流氓》。

第二天上午开庭的时候,戒备森严。由于只能是当事人和代理律师进去,其他的人一律不能进入法院。在法庭,我质问审判长,为什么公开审理的案件,却不允许民众旁听?经过我的努力,审判长终于答应,下午她亲自到法院门口,去把我儿子接进来。

终于,下午开庭的时候,我儿子进了法庭。

这是我第一次带他出门,当然,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

大学毕业了,考虑他的就业问题。

当然首先考虑让他先参加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但第一次考试,失败了。于是,又让他参加了第二次——我并不知道,其实他并不喜欢律师这个行业,但为了服从我的要求,参加了。这种被要求参加的考试,难免就懈怠了。

又没通过。

既然如此,我又无权,也无势,当然也没有钱去请客送礼。也就没有更好的办法给儿子安排一个好的单位了。于是,决定让他去做公益,到程渊那里,先做个两年公益活动再说。

于是,他自己背着包,就去了长沙。

他们主要从事的活动就是帮助一些残障人士和艾滋病患者获得更多的权利保障,比如平等的就业权等。他们还组织了一些残障人士到杭州来参观杭州的残障保障设施,体会杭州市残障设施完备性。一位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南昌人士在参观体验后,感慨地说:以前她对于逛街出门,想都不敢想。这次到了杭州后,从下火车到逛西湖,完全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感觉完全可以不需要别的人帮助,自己独立生活了。

我知道程渊他们一直是在从事公益事业的。之前参与了为乙肝患者争取平等的就业权,促使国家修改了相关的规定,在各种招、考中不再把乙肝病毒携带者列入禁止招、考的范围。也为弱视人士争取参加高考或司法资格考试努力过,为因为身高不能任聘为教师而发起过诉讼等公益活动。

当然,这里我需要提出的是,征收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我也是在程渊他们一起协助之下发起的。

在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之后,我和程渊他们又共同努力为取消超生小孩上户口的限制、上学与社会抚养费缴纳挂钩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努力。最终基本解决了超生小孩的户口问题和上学问题。

程渊和我还共同为失独父母的问题而努力过。为失独父母争取医疗、生活等方面的权益。

我始终认为,做这方面的公益,只是有益于社会的稳定,有益于公众利益的,对我们的这个国家,也是有利的。

所以,我一直支持我儿子所从事的公益活动,只要他们需要,我也会参加一些他们所组织的活动。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这些活动,最终却成为了“犯罪”!

2019年7月22日,在太湖边上。

我和朋友一起,与正在无锡办案的何兵教授吃过晚饭,回到房间。

我的手机响了。

一个不知名的电话打进来,告诉我:吴葛健雄失联了!

接到这个电话的当时,我并不觉得恐慌,因为打心里我压根就不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但是,我还是立即打电话给程渊,求证信息的真实性。

结果,程渊也联系不上。而且,其他人也联系不上!我再回拨刚才打给我电话的那个人,那个人告诉我说:程渊也失联了!同时失联的还有我儿子的另一位同事刘大志!

一阵恐慌开始向我袭来。

第二天,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开始向长沙市110报案!

打了无数个110的电话,从市到区,但一直都没有个结果,也没有哪个单位说立案去查。

7月24日,我赶到长沙,在长沙罗律师的陪同下,到了当地派出所,又到了区公安局。区公安局有人暗示我们:办案单位不是他们公安。

我又回到派出所,坚决要求报案。做完笔录后,派出所的人让我去查我儿子办公地方的摄像。

罗律师把我送到我儿子办公的地方,经过努力,物业公司终于同意我查看录像。查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突然有人进来,不让我再继续查看了。我说我是经过物业公司经理同意的。但那个人坚决说不行,办事人员也就把我查看的电脑关了。我回到物业公司,去跟他们交涉,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不能查了,还张嘴用无声的嘴型告诉人,人是被0O抓了!

在我离开物业公司的时候,旁边屋子里,站满了一堆穿着制服的人。

在我离开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告诉我,他们是长沙市国家O0局,让我手机保持畅通,到时会有人联系我。

于是,我一直保持着手机开机——第二天,有电话进来说,他们是长沙市国家O0局,让我告诉他们邮寄地址,他们将会寄一份东西给我。

几天后,我收到了这份东西。

他们寄给我的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拘留通知书》!

709律师谢燕益书写万字公开信:抵抗极左思潮避免悲剧重演致湖南省国安厅公开信 暨程渊颠覆国家政权涉嫌案件法律意见书

特色

湖南省国家安全厅厅长、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局长:

二位好,我是中国公民谢燕益,受当事人程渊妻子施明磊女士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担任长沙国安局负责侦办、长沙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的NGO组织长沙富能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颠覆国家政权涉嫌案件程渊的辩护人及其申诉控告代理人。由于该案被定性为所谓危害国家安全,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层面都不得不与二单位打交道。我在致函二位负责人之前,曾在百度上反复搜索查询了二位现任负责人的姓名及简历,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始终没有查到湖南省国安厅、长沙市国安局现任领导的相关信息。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向二位传递信息申明我的一点立场,并且我也毫不怀疑,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所作出的任何选择与决定、此案的最终结果以及功过是非都会记录在历史上。

2020年6月9日、6月10日,我陪同施明磊女士专程前往长沙与办案部门依法交涉沟通并就前期办案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向检察机关以及省国安厅纪检部门进行了反映,本着尊重与信任的态度并以极大的善意及期待的心情,此前当事人家属施明磊女士、吴有水律师(吴葛健雄父亲)等以及他们聘请的律师亦曾多次前往长沙与有关方面进行相关沟通与交涉的努力,一方面迫切为亲人的安危担忧另一方面尽己所能向办案单位辩白陈冤。但令人遗憾的是,家属的努力不单受到办案单位的冷遇,而且三位当事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近一年以来,家属为他们聘请的律师至今未能见到当事人,办案及关押单位长沙市国安局、湖南省安全厅看守所以当事人自己指定了律师为名公然剥夺家属委托律师的会见权及辩护权。一个刚刚成年不谙世事的孩子吴葛健雄被剥夺人身自由长期关押面临颠覆国家政权如此严重的刑事指控竟然不愿意见他那精熟法律的老爸一面?这种做法让如此一桩煞有介事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大案”情何以堪?

另外,自去年7月22日对程渊抓捕抄家开始后,其妻子施明磊女士在抓捕现场不但未能幸免于暴力对待,三岁大的女儿也遭到非法拍摄。程渊夫妇先后被以黑头套、手铐带走,施明磊女士在被审讯期间受到种种威胁恐吓,孩子至今对7月22日发生在父母身上的“灭顶之灾”心有余悸。嗣后,长沙国安局明知当事人无辜却仍对施明磊女士采取了监视居住、冻结银行账户、逼写承诺书等手段,并公然胁迫被关押中的程渊录制视频,在视频中程渊央求施明磊要照顾好孩子不要再管他的事,施明磊和孩子多次受到长沙及深圳国安骚扰。以株连、法西斯恐怖手段参与办案的人员包括长沙国安局林圣新、赵倩、张磊等人。

众所周知,程渊负责的长沙富能NGO组织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正如程渊本人多年来的经历一样,他不过是通过NGO或作为一位专业人士积极推动参与一些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行动、公益诉讼、信息公开、政策倡导,包括乙肝反歧视、艾滋病反歧视、残障人士反歧视、消除计划生育及户籍政策在就业、升学、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非法规限反歧视行动。这些行为都是依法公开进行的,一些公益行动甚至进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司法以及行政程序当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程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权益关注和人道关怀,种种努力也是关乎所有公民沦为弱势处境时的底线保障问题,事关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尊严及福祉。这个事业诚如那些有识之士所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取决于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我们无须赘言程渊他们的所作所为非但无罪而且有功,只愿在此申明一个尽人皆知的法律常识:“法无禁止,私权可为,法无授权,公权不可为!”

在我与长沙市检察院控申处夏处长、公诉处黄女士、湖南省国安厅纪检组李先生、张女士以及湖南省司法厅办公室唐主任、法援中心杨主任等的接触过程中明确表示,本案的发生完全是极左思维导致的。

这场人为制造的冤狱从一开始就违背我国现行宪法、法律。它肯定不是国家的意志、不是法律的意志、不是执政党的意志,而是个别人的非法意志。我们需要将个别人的意志与国家意志、法律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加以区分,个别人的意志不仅不能代表国家、代表法律、代表执政党而且可能因其违法性是反国家、反社会、反人类的。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因为个别人的错误而承担如此大的代价。我们每一位社会公民、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不仅不应该执行个别人的错误意志,而且还有义务、有责任坚决与这种错误意志、错误行为作斗争,以捍卫国家的正当意志、法律的正当意志,坚持原则,不跟反法治、反国家、反人类的恶行站在一起,如此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一名党员应当好好学习一下宪法、党章,以及文革结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决议,看一看历史,看一看人类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


二位负责人应当知晓,一个公益NGO组织由国家安全部门介入并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这恐怕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桩极其罕见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专案风行,冤狱遍地!如果今天动辄就搞什么专案,视一切法律程序为无物,剥夺律师会见权,长官定调、政治正确、不惜一切手段、未审先判甚至统御公检法,那无疑是极左运动再度兴起的苗头。极左思潮曾给我们这个族群带来一场场深重的人祸灾难,我们没有理由不时时警惕极左思维抬头、文革遗风卷土重来。事实上从本案发生的过程来看,维稳思维正在蔓延到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维稳加文革,这个危险的信号绝非族群、国家之福,如果我们不加以抵制和揭露,或将再次导致这个族群陷入动荡不迭的无底深渊,社会运动与国民缠斗永无休止。

以国家安全之名抓特务、抓汉奸、制造冤狱这绝非什么“创新”。为了攫取和巩固个人极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镇反、反右到后来的历次党内斗争一波又一波的阶级斗争用枪杆子运动群众以至文革的发生,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内斗不休的记忆恐怕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并不陌生。曾几何时,海外有亲友会被抓特务,偷听敌台就是里通外国罪,搞经济营生就是投机倒把走资派,人人相残与人为壑,看看今日之朝鲜就知当时之中国。


或许有人会在境外资金上做文章(程渊所负责的NGO难免会有海外资金来源)。由此对程渊等的讯问笔录上逼其就范作出不满现体制的种种表述恐非什么难事。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一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对现体制的不满情绪,二是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接受境外资金受境外组织利用指使甚至还前往海外培训,通过炒作热点事件打着公益维权之旗号煽动挑起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抗政府进行颠覆国家政权乃至颜色革命的图谋……就是这个剧本一贯的套路。如此一来,一个“惊天大案”得以告破,非但让人百口莫辩而且这一人为制造的人血馒头不仅可以彰显某种忠诚姿态而且足够开一场庆功会了。其实炮制这样一个案件并不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当事人肯配合的话,三五天就可以搞定,自古就有“莫须有”的罪名,又何劳兴师动众呢?

从逻辑上来看,如果不是暴力推翻,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平民何以能够做到以和平方式颠覆一个政权(无论是中央政权还是地方政权),除非掌握国家权柄的特殊主体方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执法机关不问一个行为客观上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对社会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不分一个具体行为还是人们的思想意识的边界分野,而是完全脱离法律与事实从阴谋论出发,国家安全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阴谋论上,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搞诛心之论防患于未然那么谁又能幸免呢?刑罚这一管控社会最严厉、最极限的选择难免不延伸至思想领域意识形态上面。什么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刑事司法疑点利益归被告人等刑事原则及逻辑规则统统不被适用时,危害国家安全或者颠覆国家政权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恐将悬于每个人的头上。

我们姑且不论,归根到底人权与人道是超越于一切政治与政权之上的,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的政权都须符合其人道使命,其合法性在于它尊重保障人权、谨守人道底线,维护人道尊严。一个现代文明的政权不能背离人民性、正义性、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政权都有合法性和非法性可言,一切政治均有合法性及非法性的判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民有选择政治、选择政府的权利,有抵抗不义的权力。任何依靠压制与剥夺获取的权力、利益都是不义的。国家暴力、司法强制力被滥用伊始,正是对政权合法性的亵渎与侵夺!而专制权力每存续一天将导致人道灾难相续不断,任何维系专制权力的选择,都无疑是对人民的严重罪行。正如英国哲人洛克所言,人民的抵抗权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它是个体主权者的表现。我国先贤孟子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都表述了人民革命权。任何一个合法政权都无权剥夺人民对暴政的革命权。抵抗暴政、自我防卫、人民有革命的权力不言自明。

我们姑且不论,众所周知一个合法的现代文明政权之基石不是什么抽象的意识形态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无论在政治上、法律上还是历史上它们的涵义都不具有确定性,任何言论思想主张、行动行为都不可能对于一个抽象而不确定的意识形态构成威胁),更不是个别统治者的好恶、个人意志,而是这个政权得以确立的明确具体的宪法、法律这一套法统。一个现代文明政权的法统必然涵括主权在民、人权保障、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理念及制度构建。必然服从于其道义与人道目标,政权以人的目的存在。一切文明政权因其道义与人道目标不仅无法作出对自由、福祉正当诉求的限制并为这一目的建构。从根本上说,以宪法为核心的一套法律系统其目的就是保障人权,限制权力,防止专制独裁。当宪法、法律任由当权者扭曲、践踏、阉割,成为维护专制统治既得利益欺世骗人的道具时,人民不仅没有义务遵守之还有责任揭露它抵制它寻求新的出路以防止自由被侵夺命运遭奴役。

我们姑且不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人民主权的宪法基础以及宪法所载明的公民基本权利、四大自由、保障人权的庄重承诺。


本案所以能够发生,是本案的办案者无视,近五百年来整个人类社会追求普世文明潮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不同族群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努力建构现代政治文明这一事实;是办案者无视,人民的自卫权利是无条件的,反抗暴政与不义自古有之天经地义。程渊等的所作所为诠释了他们从来不是激进的抵抗者,他们始终如一的温和、理性、博爱的立场力所能及一点一滴的推动社会公益事业、推进社会改良,不单利国利民而且对于统治者当权者也百利无一害,在法治建设和社会改良方面哪怕取得一点进展恰恰是在消弭缓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日益紧张的对立与矛盾对作恶者起到某种救赎承担作用,也让底层民众、弱势群体有得以喘息与生存的空间。

本案所以能够发生,是本案的办案者无视华夏大地自清末以降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次变革中从皇权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热血与牺牲;是办案者无视,真正最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者不是那些手中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不是那些为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不屈的抗争者;不是那些关心弱势群体并力所能及为其做一点实事者;不是那些无惧公权横行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者;不是那些点滴推进社会公益心怀善念互助互爱抱团取暖者;不是那些痛斥专制腐败抵抗渎职犯罪挑战既得利益者;不是那些曝光黑暗揭露邪恶为不公不义呐喊痛斥维稳监控压迫人民者;不是那些倡言社会变革建立政治文明追求民主自由者;而是那些掌握国家权柄因循固守专制思维、维护既得利益不思改革进取甚至为了权力不择手段、镇压人民、残害百姓防民甚于防川者。古往今来的专制统治者夸大外部威胁、制造敌人甚至不惜煽动仇恨挑起战争等等伎俩屡见不鲜以转嫁统治危机、转移掩盖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残酷压榨盘剥所造成的内部矛盾真相,以阴谋论斗争哲学达到统治目的者不乏其人。而国家安全也并非等同于统治者的安全,真正的国家安全恰恰是一个国家的宪制架构的稳定与有效实施成为制约权力、保障权利实现各方同生共和的公器。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历史,真正给人类带来无尽灾难造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外敌入侵、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内部的窃民盗国既得利益集团贪得无厌、食髓有味、嗜血如命!

本案所以能够发生,是办案者无视,当今之执政党中共于上个世纪40年代在野时期高张反独裁、反专制旗帜鼓吹宪政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宣示与承诺。是办案者无视,二战时期民国政府与全体国民同胞抵抗法西斯侵略浴血抗战捍卫自由、尊严挽救民族危亡的牺牲与奋斗;是办案者无视,当年无数追随中共打天下的农家子弟相信一切流血牺牲皆为推翻国民党腐败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富强、文明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的历史承诺;是办案者无视,当今执政党中共于1949年与各民主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所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之共同纲领;

是办案者无视,1949年以来在历次各种形式的专制人祸浩劫中,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一批又一批的民族脊梁在暗夜中的坚守牺牲对专制暴政的不屈与抗争。是办案者无视,不管专制如何肆虐但体制内仍不乏如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李锐等一批批天良未泯的理想主义者坚守底线、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办案者无视,后毛时期,当权者身受专制之苦所谓痛定思痛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启拨乱反正、否定文革平反冤案、废除反革命罪、摒弃斗争哲学、不论姓社姓资走向改革开放回归普世潮流并最终制定具有广泛普世价值内容的82宪法给人们以空前的热望与想象。

是办案者无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主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假说在二十世纪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无论其从理论还是实践上已经彻底破产的真实处境。由于其实践中造成的种种反人类的恶果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摒弃禁忌的遭遇,只是由于个别专制既得利益者仍心存侥幸为维系专制权力既得利益而因循固守。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以革命的方式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能免于剥削。私有制被革命后,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出现了财产在名义上(抽象的)归于国有(公有),但实际支配者却是具体的掌权者(官僚)。当这些无主财产被国家掌控后,人们则丧失了一切财产,为了生存,就只能依附于这个体制。私有制被否定后,不单财产而且人身自由及一切权利都变得更容易管控,这就为新的奴役和压迫大开了方便之门。掌权者像所有人一样具有自私性和自利性,他们会利用名义上的公有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时新的剥削和奴役就会出现,而这种剥削和奴役是建立在全方位的控制与垄断之上的。至此打着反压迫的名义压迫,打着反剥削的名义剥削开始大行其道!一种抽象的利益和具体的剥夺正是公有制、集体主义给人民带来的无尽危害让人们不得不认识到是自然权利决定制度设计而非制度设计决定自然权利这一常识。

是办案者无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理论人为制造社群分裂、对立,等级划分,以平等之名剥夺平等否认人性的普遍欲求。形形色色的政客利用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前现代社会制造虚幻的所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矛盾与对立,回避人类社会中亙古既有的真矛盾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统治者通过垄断话语权回避统治者从当权的第一天起就已蜕变为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当权者阶级而不是自己给自己定义的什么其他阶级。人性的正常欲求决定着统治者的一切意图都不过是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既得利益为核心追求权力的剩余价值,否认这一事实必然陷入虚伪与人性背反。

而恰恰曾被共产主义阵营指斥为大财团、大资本家利益代言人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其三权分立、政党竞争的宪政民主机制却实现了社会文明的不断优化提升。归根到底无论任何政党还是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自利性的趋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个社会不能把任何个人与政党置于权力垄断不受监督的地位无论他们如何标榜自己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无私忠诚、伟大光荣正确。只有让各政治力量在开放的宪政规制下公平竞争,由人民进行选择,他们才因害怕自身失去选民、失去政治权力、时时处于被监督的状态下才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不断完善提升超越自我,不得不保持公正廉洁效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多元格局、开放竞争是克服人性弱点、防止腐败堕落避免权力造成人道灾难的有效途径,两个恶魔胜过一个天使。人类文明的发展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人类威胁最大、破坏最惨烈的,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完成人类社会现代文明转型的真正课题是通过宪政民主的方式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真问题即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而非其他别的什么问题。办案者应当知晓,在前现代社会里,真正有能力以和平方式颠覆国家政权的恰恰是当权者自己。唯有当权者僭越宪法、法律,滥用职权、为一己私利践踏人权,不受制约的权力巧取豪夺、残害百姓、荼毒生灵、镇压人民恰恰最能够摧毁政权之基的现行法统,让其彻底失信破产,导致政权颠覆的后果。


在办案者看来,1949年后当权者为了攫取和巩固其权力地位、话语权背叛政治承诺无视一切法律、道德底线大搞斗争哲学,以煽动仇恨、制造族群对立内外敌人不断搞运动的手法,用枪杆子加笔杆子运动人民从土改、镇反、反右、四清以及庐山会议等历次党内斗争直至秦始皇加马克思诞生不是颠覆国家政权?在办案者看来,当权者政治挂帅、好大喜功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四千万人死于非命的大饥荒后,为掩盖这一滔天罪行防止大权旁落遭到清算发动文革打倒彭德怀、刘少奇压制异己,推行个人崇拜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种种权谋的复辟行径不是颠覆政权?后毛时期,当权者权贵集团明明知晓毛对人民所犯罪行,为延续专制特权既得利益避重就轻掩盖历史真相,以特色主义拒斥人民变革呼声镇压人民,以特色主义之名行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之实——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所谓公有制即官占寻租制、公有无主制、官僚支配制、权贵盗夺分赃制。不仅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不能为民谋利反而成为最凶猛的劫掠武器,大大推助人性的贪婪与疯狂不是颠覆国家政权?

在办案者看来,专制既得利益集团一直以抽象之人民主权代替具体之人民主权欺骗人民,谮越人民权利,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各个方面,实行窃国盗民的勾当,公民的选举权、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示威权、和平更迭政府、政治批评反对的权利被长期以种种美好的名义非法剥夺压制,对人民的主权采取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不管在政治上、经济上人民只有抽象的利益没有具体的权利采取各种专制统治伎俩者的所作所为导致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一切的恶劣后果不是颠覆政权?自1949年以来专制统治者以口号上的为人民服务回避制度上的民治、民享、民有的具体机制,政治上搞权力垄断、经济上搞计划体制公有制、思想文化上搞集体主义、民粹主义灌输宣传,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导致人民主权虚化不是颠覆国家政权?

办案者应当知晓,尽管早已有人对当初的革命党而今的执政党制定的未经人民公投表决的现行宪法以及由其产生的没有经过人民普选的政权的合法性有所质疑,无论其是否符合普世文明标准是否满足程序正当的要求我们姑且不论。如前所述,人民主权原则、普世文明标准、历史真相问题我们都可以姑且不谈。我们直面现实,只谈当下。

即便按照执政党的话语体系,按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直至十八大、十九大之决议以及在这一阶段形成的一系列党章、宪法、法律、决议、政策文件,即使我们仅从既有格局、既定事实出发,“改革开放、依法治国”等等不也是执政党四十年来所一向竭力鼓吹形成的既定共识、方略、国策吗?更何况,改革开放不仅是执政党内部“痛定思痛”产生的共识也是对长期被压迫、被剥夺不堪重负陷于无休止内斗绝对贫困下的中国人民的再一次庄严承诺(此前1945年至1949年中共曾对中国人民多次作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的承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不单对内也是对全世界的一次庄严承诺。程渊等人运用NGO组织所开展的公益事业乃至可能利用境外资金的情况,不正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吗?不正是在现行宪法法律范围内的正常活动吗?不正是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以及当局善待的行为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际间的种种投资、贸易、金融等经济方面姑且不论,官方及民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法律、公益、人权等各领域、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姑且不论,官办的红会、残疾人协会、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协会、各种打着人民名义的福利机构、慈善公益组织获取了多少境外资金,又有多少用在了公益慈善方面姑且不论,各种民间机构、民间组织又有多少对外交流、多少境外资金姑且不论,试图在境外资金上做文章的人应该知晓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哪里的资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笔资金是否合法以及它的使用是否有利于扶危济困、有利于弱势权利伸张、有利于法治事业、有利于社会公益、有利于人道关怀、有利于人权保障、有利于权力监督、有利于公平正义、有利于人民福祉、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


在办案者看来,一手垄断公益慈善事业一手大发公益慈善之财透支国家信用不是颠覆国家政权?

在办案者看来,一面将贪墨的数以百万亿计全民资产、民脂民膏转移海外、眷属二奶移民海外,一面煽动民粹主义敌视西方普世价值对内建立全方位的维稳与镇压体制鼓吹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不是颠覆国家政权?花费巨额成本搞六张网、网络防火墙、网络监控、实名制、脸孔识别系统、指纹识别、生物基因技术、各种大数据人工智能手段监视管控人民,推行维稳体制、警察治国,雇佣五毛党思想警察防民甚于防川。为维系专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维稳体制日益扩张强化、肆虐横行,吞噬掉一切行政、法律、国家的正常秩序乃至整个政权不是颠覆国家政权?肆意剥夺公民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对异议人士打压、少数族群歧视压迫、对信仰群体系统迫害导致人道灾难、人间惨剧相续不断社会失序动荡不是颠覆国家政权?架空宪法法律煽动各种民粹主义唱红打黑、搞极左运动、贩卖廉价爱国主义,内斗运动清洗不断与普世文明为敌不是颠覆国家政权? 众所周知,法的精神在于权力制衡,权力没有制衡,法律只是专制统治的手段。专制既得利益集团一面高挂宪法、依法治国的招牌,另一面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不断蚕食公民权利自由,扭曲阉割立法、司法、行政塞进私货维护既得利益特权不是颠覆国家政权?面对各种毒疫苗、毒奶粉、毒食品、毒雾霾以及由于失职渎职造成的此起彼伏的大爆炸、火灾、矿难、社会恶性事件包庇掩盖罪责、罔顾人民死活不是颠覆国家政权?滥用发币权、征税权,垄断卖地权、以低人权优势压榨13亿奴工聚敛财富,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电信、能源、电力、国家资源、国有土地、交通运输、股市、保险乃至学校医院、行政审批等等无不作为攫取利益巧取豪夺的工具,一手搞国进民退、社会资本化,一手窃国盗民、化公为私不是颠覆国家政权?作为二战后1945年联合国初创国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在1947年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所做免于匮乏之承诺至今,官僚可以贪腐挥霍百万亿,政府财政收入超十万亿,外援、维稳支出千万亿,却以种种借口拒不落实教育、养老、医疗的基本国民三免福利保障,拒不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让大多数国人疲于奔命陷于匮乏当中,上不起学、就不起医、住不起房、养不起老,生不起、死不起不是颠覆国家政权?以革命之名夺权以改革之名分赃再以国家安全之名维稳镇压,垄断工会、农会等一切社会自治组织,代表工农利益,工人下岗、农民失地、矿难频发、血拆遍地、富士康13连跳,维稳截访,打击民间工会、农会、残害公民社会,将一切民间组织消灭在萌芽状态力行社会原子化、沙粒化政策,49年以来,所谓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阶级和基础阶级的工农二者只有抽象利益毫无具体权利遭受空前奴役压迫、盘剥洗劫不是颠覆国家政权?

办案者应当知晓,真正国家和族群的篡夺者、颠覆者、盗窃者、叛逆者,他们从来不会在乎什么国家、政权、政党的利益,无论国家、政权、还是政党都不过是其谋取私利的手段。什么样的体制手段有利于特权既得利益就采取什么手段,既得利益牢牢吸附于体制之上,打江山坐江山的强盗逻辑正是他们的生动写照!

办案者应当知晓,谁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以国家安全之名制造一个冤狱摧毁三个无辜家庭这一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弥天大罪绝无可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三个无辜家庭的命运关乎我们每个家庭的命运,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绝不能让国家安全成为个别当权者塞进私货达到个人目的,导致人人自危相互残害、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运动的发端。

冤狱假如无可避免,在冤狱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确定的是,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明知当事人无辜却故意制造冤狱者迟早将被清算罪责难逃天理难容国法不容!主动作恶与被动作恶的法律后果则截然不同。制造冤狱、残害良善的人权恶棍往往与贪腐份子高度正相关,其内在逻辑正是由于人权恶棍没有底线无恶不作,他们也必然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善于浑水摸鱼欲盖弥彰。而一个清廉自守、执法为民的公职人员有什么理由迫害无辜、制造冤狱呢?要知道,作恶从来都是具体的,只有个体作恶者没有国家作恶者国家安全不会成为作恶者的庇护所。任何一起冤狱的造就,无论杀人还是判刑,总有决策者、鼓动者、签署者积极推行者,与此同时也必会存在观望者、徘徊者、消极抵抗者……被分离出来的个体作恶者终将独立负责。

办案者应当知晓,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始终存在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的较量,一个国家族群的进退得失正取决于这两种意志较量的结果。人类社会告别愚昧野蛮走向文明进步其本质是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自由公民意志与奴役特权意志,这两种意志的较量发生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上,不是进行一、两次而是千百次、无数次直至和平民主完胜、暴力专制彻底失败为止。

办案者应当知晓,当今中国权力失控、社会失序、经济崩盘、民心尽失、民怨沸腾,人心思变已成大势。面临社会巨变,专制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正在加速分裂军心摇动,稳控局面苦苦支撑难以为继,专制堡垒土崩瓦解在瞬息之间!毋庸讳言,事实上面对专制暴政的奴役压迫,近年来底层百姓被迫抗争、拼死抵抗的事件屡屡发生抗暴行动此起彼伏,当今华夏大地遍地干柴汽油,熊熊烈火一触即燃,一个全民抗争、全面政治抵抗运动的大时代正在到来,变革之势已无可阻挡!一个专制政权不仅是人民的噩梦也必将是统治者的坟墓!它永远无法解决权力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魔咒。

办案者应当知晓,对于专制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只有通过自我救赎、停止压迫还政于民走向和解才是其唯一出路,任何善意和善举都必将得到善意的回应。摒弃斗争哲学用爱与善意化解仇恨、苦毒摆脱互害的社会现状避免滑向暴力流血、内战迭起、动荡失序的深渊,释放所有政治犯爱你的敌人开启和平民主之路才是希望之所在。

办案者应当知晓,无论专制既得利益集团作何选择,专制历史都必将终结。改变专制历史,所要面对的对手,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甚至不是一个政党而只是隐藏在权力体系内的少数违法分子、邪恶分子,为一己之私负隅顽抗者。少数既得利益者反法治、反正义、反人类的邪恶势力日益陷于孤立和挫败当中,尽管改变专制历史无疑极具挑战性,必然遭遇诸多困难和阻力,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都难。但是,当今之中国人权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全球化、信息化让普世价值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告别专制历史乃民心所向。我们可能还低估了人民的普遍觉醒、低估了现行体制内坚守良知的法治力量、正义力量、变革力量,低估了海内外全人类正在发生的普遍觉醒和进步的力量,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的自由、尊严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无可分割性,这场较量的结果,更取决于人心向善、人们对于光明前景、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这一人性的普遍欲求,真善美爱作为普世价值的信仰力量!

程渊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燕益

2020年6月28日

附委托手续、证据

程渊被捕,妻子受株连被监视居住,银行账户也遭冻结

特色

2019年8月19日,程渊妻子更新信息,发现长沙国安竟冻结了她的银行账户,要还房贷养小孩,生活陷入困境。她于8月3日向检察院发起对长沙国安的控告。

今天才收到 #程渊 的逮捕通知书,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我也是这个罪名,昨天我去了银行,原来我的银行账户7月23日就被冻结了。我的社保卡、公积金卡、工作用的手机、电脑都被扣押。我现在身上只有一张房贷卡,只留了2万块给我,还了7月房贷,下个月孩子的学费、房贷、生活费都还没有着落。#长沙公益仨

特色

恐怖的722 —程渊被抓

我是程渊的妻子,我们家住在深圳。7月22日早晨8点半,是一个周一,我像往常一样,欢欢喜喜要去公司上班。

万万没想到,我刚一打开门,发现有人藏在我家门口的消防通道,我大叫一声,脑子瞬间闪过被“抢劫”了!

他们冲进来,我被迫后退摔倒在地上。他们把我拉起来,我惊魂未定,说了一句:“吓死我了!!!”

又有一些人冲到里面的屋子找程渊,便衣和穿制服的都有。我的女儿正和程渊躺在床上。

6,7个人押送我去幼儿园,有3个女的紧紧的跟着我,后面还跟着三四个人拍摄。

幼儿园的老师们和孩子们在天台上做操,把孩子交给老师后,我问那个女的,下午接孩子怎么办?这个女国安挎着一个LV包包,长的很漂亮,说她来接。孩子的老师立刻说不可以。那个女的凶狠的说:“等会儿再说!”然后她要了老师号码。老师吓得手抖。

回到家中就给我戴上手铐,程渊也被戴上手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很多人在搜查,搜完以后,他们把程渊带走了,我追问他们要带去哪,说晚一点再告诉我。临走,让程渊带了衣服,我心里一紧,可能是要去外地了。随后给我戴上黑头套,把我带到了街道办事处,在一间屋子里开始审讯。我说我不是犯罪分子,为什么要给我戴手铐和黑头套,我邻居们看到会怎么想。

从7月22日9:43分开始,审讯到7月23日凌晨3点左右。凌晨4点,他们放我出来。

他们给我开了一个宾馆房间,我睡觉到早上9点。

审讯期间,他们对我宣告了程渊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被拘捕,凌晨2点多已经抵达长沙国家安全局拘留所。

7月23日下午3点,长沙国家安全局的办案人员再次来我家,下午5点半对我宣布: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并要求我把日期回签到凌晨2点多。

我突然变成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我有自己的工作,我甚至都不关心政治,我下班回家就是带孩子。而且审问我的时候,没有一句话是问我怎样“颠覆”的,都是问程渊的事。程渊的工作内容我也不清楚。现在,竟然我变成“涉嫌颠覆”被监视居住了。

我的手机、工作电脑、身份证、护照、驾照、社保卡、公积金卡,银行卡,全部被扣押。导致我无法顺利出行,也无法正常工作。

在22号夜里审问我时,让我回家写承诺书。让我保证:不能对媒体发声。

7月24日上午11点,深圳国家安全局的人受长沙之托,来我家取承诺书和个人自述。

我的三岁半的女儿受了惊吓,7月22日下午我在接受审讯,不能接她回家,没有亲人可以委托,只好委托我们教会的师母帮我接。师母接到后孩子在他们家睡了一晚上,师母第二天跟我说孩子晚上一直抽搐和讲梦话。第二天我去接她放学,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声音非常微弱。这几天孩子每天出门进门都问我:为什么我早上起来出门被吓了一跳,冲进来的人都谁?

孩子现在每天都吵着要跟爸爸视频,并且同我一起为爸爸祷告,为我祷告。

孩子三岁半,懂事了,也记事了。这次恐怖的经历,伤害了孩子幼小的心灵。我万万没有想到,孩子会成为国家安全局办案时的筹码。

22号夜里,审讯到晚上十二点多,他们认为我不老实交代问题,那个漂亮的女国安就威胁我:如果你不配合,就把你女儿带过来一起审!

我心中一紧,很怕他们去带孩子过来,可是我又的确不知道他们问的问题。我说我该回答的都已经回答完毕,你们不可以拿孩子来要挟我!我是基督徒,有上帝与我同在,才让我能在这样恐怖的事件中平静安稳。不受辖制。我相信我的先生程渊,他好怜悯,喜爱公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至于我,更是莫须有的罪名!

控告长沙富能案主审法官赵喆的控告信

主审法官赵喆犯罪式办案

至2021年7月22日,长沙公益仨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已经被任意羁押在湖南省国安厅看守所整整2年。
自2020年8月底9月初被秘密开庭至今,家属们既没有收到长沙市中 院的开庭公告,也被拒绝告知审判结果。近日家属听闻三人已被秘 密判决,但并未提前通知家属,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未告知家属 判决结果。


控告⻓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审法官赵喆法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黑箱 操作审判:
1、 剥夺当事人的律师辩护权,当事人合法的律师多次前往长沙市中院 递交辩护手续,主审法官赵喆拒绝接见,拒接律师电话,接收律师辩护 手续后从未通知律师开庭信息,律师被剥夺上庭辩护的权利。
2、家属已经前往长沙市中院13次,主审法官赵喆黑箱操作,该案未按 法定程序录入系统,导致家属无法查询到案件进展和结果,该案于2020 年8月底秘密开庭,至今家属未获办案单位长沙中院的官方通知。家属 的知情权被剥夺。

3、在当事人的律师被办案单位强制解除,替换上官派律师之后,法官 赵喆拒绝告知家属官派律师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导致家属有关当事人无 罪的证据无法提交,家属的知情权,旁听庭审的权利被完全剥夺。

控告人要求有关权力机关:


1、要求长沙市中院向公众公开庭审信息,公开判决结果和判决书,依 法保证公开公正审判。
2、保障家属的知情权,旁听的权利,告知家属庭审信息和庭审结果。
3、对法官赵喆涉嫌的非法审判,暗箱操作的行为,进行查处,追究法 官赵喆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刑事责任。


控告人: 程常柱,男,汉族,1941年11月1日出生,住址地: 江苏省 南京市XXX 。公民身份证号: XXX,系涉 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嫌疑人程渊之父。
联系电话:1529555XXXX
控告人: 施明磊,女,汉族,1986年1月19日出生,住址地: 广东省 福田 区福华一路6号免税商务大厦1403室,公民身份证号: XXX,系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嫌疑人程渊之妻。
联系电话: 1395160XXXX 通讯地址:南京市XXX

控告人: 程晓娟,女,汉族,1968年2月24日出生,住址地: 江苏省 南京 市秦淮区堆草巷17号,公民身份证号: XXX 系涉嫌 颠覆 国家政权罪嫌疑人程渊之姐。 联系电话:1395160XXXX。
控告人: 吴有水,男,汉族,1965年8月13日出生,住址地: 浙江省 杭州 市萧山区XXX,公民身份证号: XXX,系涉 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嫌疑人吴葛健雄之父。 联系电话:1599005XXXX。


此致

湖南省省委监察委员会

湖南省省委纪检委员会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投诉控告人 : 程常柱、吴有水、程晓娟、施明磊

2021年7月20日

长沙公益仨被抓第709天—依然不放弃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Proverbs 17:22. A joyful heart is good medicine, But a broken spirit dries up the bones.

程渊妻女

今天是我先生程渊和他的两位同事刘大志、吴葛健雄被中国政府任意羁押的第709天。

Today my husband and his two colleagues have been arbitrarily detained for 709 days.

上周为长沙公益仨做了三个演讲(Last week I gave 3 public speeches)

1. 一个演讲送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会送达各国驻日内瓦的外交团队。

The first reached UN HRC, and will also reach the ambassadors.

2. 一个是在光传媒的演讲,与其他两个案子的家属们聚在了一起,有3个小时的演讲直播,稍后会有YouTube视频回放。

The Second was on ipkmedia. Families of ChangSha3 case, 1226 case, Terminus2049 case united, and we gave speech, discussed, comforted each other.

3. 还有一个是在傅牧师的主题演讲里,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享。

The last was a quick speech under Pastor Fu’s speech.

我不会放弃为长沙公益仨发声,因为我知道,讲述真相是对抗中国政府谎言的最好方式。

释放长沙公益仨!释放我的丈夫程渊!

I won’t give up because I believe, telling the truth, continuously tell the truth, is the best way to break the lie of China Government.

#FreeChangSha3   #ChengYuan #LiuDazhi #WuGejianxiong

#FreeMyHusband

#Livinginthetruth

“施明磊、吴有水,让你们尝尝社会主义铁拳的滋味!”——长沙公益仨家属长沙市中院纪事

程渊姐姐程晓娟、吴葛健雄父亲吴有水2021年6月8日在长沙中院门口合影。

今天程渊和刘大志、吴葛健雄( #长沙公益仨 )已经被任意羁押687天。

今天,长沙公益仨家属们第21次到达长沙,向长沙中院问询案件结果,再次被拒绝告知。法官赵喆拉黑了家属们的电话,查询窗口仍不提供结果。程渊姐姐、吴葛健雄父亲也去了看守所,看守所说他们三个还在看守所,刘永泽(刘大志)的胃不太好。刘大志的家人说,至今未收到官派律师的电话和任何关于小刘的通知,不知道小刘的身体出状况。这让我们很担心长沙公益仨的身体健康状况。

今天程渊姐姐和小吴爸再次遭遇碰门钉,让我想起去年,我和吴有水在法院的经历。

去年9月,长沙公益仨遭秘密审判后。我在长沙法院办公大厅偶遇长沙公益仨案的审判长黎军。说来也巧,官派律师,也是让我们用这个方式揪出来的。(偷走了辩护权的官派律师被当局藏了几个月,最后被我们偶遇了。那天,圣灵带领,让我心里有个声音说,就是他们!于是,我们终于揪出了官派律师。)


说回与黎军的偶遇,我喊住他:“黎院长!”,他端着一个茶缸,回头看着我,我说:“你等下,我是程渊妻子,我们律师来递手续你们一直拒接,秘密开庭我们也没被通知,我想问下……”,我话还未说完,他便脚底抹油,快速跑掉了。看他年纪,应该50多岁,但他溜走的速度可以去参加跑步赛。

而主审法官赵喆则是作头埋在沙子的鸵鸟状,他拉黑了所有家属和我们律师的电话,拒接律师电话和手续,让书记员告诉我们说他永远都在“开庭”,而这个谎言不太高明,因为开庭公告我备份了他一整年的。显然,这是一个拙劣的谎言。

再说气势汹汹的这位查询窗口的女工作人员,也许是社会主义铁拳用惯了,她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公务员,以至于老百姓来她的窗口查询,也变成大逆不道,颠覆她的权威。

这是我们的对话,让我想起了麦兜:
家属:“我来查他们的判决结果。”
长沙市中院查询窗口:“没有,不知道。”
家属:“为什么没有?”
女一:“没有就是没有,我说了不知道,你问我干什么?!”
家属:“你这个窗口是查询窗口,不问你问谁?”
女一:“问法官啊,我哪知道?”
家属:“法官不接电话。”
女一:“他不接电话跟我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来问我?(横眉冷对千夫指)”
家属:“因为你是查询窗口,这是你的职责。”
女一:“这案子系统里没有。没有录入系统!!!”
女一:“不准拍照!删掉!现在给我删掉!!!”

后来她气急败坏,喊来司法JC,并且一整个下午都在闹情绪,把窗口也关了,要司法JC来抓我们。我们一个为儿子的辩护权被偷走的律师老爸,一个1年多没见老公熬过监视居住的妻子,当然无所畏惧。等着他们去办手续来抓。后来,她报复不成,气鼓鼓走了,苦了那些来窗口办事的老百姓,等了一个下午,她也不开窗口了。我才明白:
哦,原来是法外循环。哦,原来查询窗口是个摆设。

当然, 我们还经历了下面的场景:

2020年9月,得知我先生已被秘密审判,我带女儿去长沙中院查询结果,被长沙中院司法警察拦截在安检入口,不允许我进入办事大厅查询的情景。
2020年9月,谢律师陪我问询案件结果,被长沙中院司法警察团团围住。

就这样,社会主义铁拳的滋味我们尝了个遍。

程渊妻子施明磊向司法局投诉官派律师

8月18日,程渊妻子向长沙市司法局发起投诉,控告官派律师违法。

作者:施明磊

今天,我和女儿来到长沙市司法局,投诉长沙公益仨的官派律师。长沙市律管处王林青(音)接待了们。长沙市律管处处长王剑已经调离,现在的律管处处长姓何。

我昨天已提前致电律管处,要求见他们局长尹小英,以及律管处处长。今日,他们以在省里开会为由,均未出现。

律管处王林青(音)表示,他们答复过我申请的信息公开是否指派法援律师一事,他们的答复是没有,如果我不服气,可以去行政复议。

我当场投诉了长沙公益仨的官派律师们,手写了投诉函,现场递交。

王林青(音)表示,司法局不掌握这些情况,要我找办案单位。我说对,你们都听办案单位的,但,司法局作为管律师的,这个案件中你们都逃不了法律责任、历史责任。

所以,我要求你们处理这些律师,尤其是真泽所,已经是惯犯,长沙司法局不可能不掌握。

他心知肚明,于是,让我写好材料放在他桌上。写好材料,已经12点10分,带着娃,顶着长沙的炎炎烈日,打了车离开。

车上,想起此事,一阵呕吐感袭来……

程渊辩护人谢燕益律师来长沙市中院递交辩护手续无果,致信刑庭负责人黎军副院长

2020-8-17

谢燕益律师与程渊妻女在长沙市中院门前

长沙中级法院黎军副院长您好,我是贵院管辖的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颠覆国家政权涉嫌案件程渊的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

今天(2020年8月17日)下午两点半陪同程渊妻子施明磊女士前往贵院查询案件状态提交手续,此前家属得知此案已于6月24日提起公诉,并且案件已分到赵喆法官手里,我们多次致电赵喆法官无人接听,嗣后与其书记员黄法官(女)电话沟通,不知何故,黄法官闪烁其词,既不否认该案已由贵院受理又不明确承认该案由贵院负责,电话反复沟通过程中她不断向第三人请示如何处理,我们一再表示,作为刑二庭赵喆法官的书记员,从审判机关依法保障辩护权履行法定职责的角度,应先与我们见面核实身份再进一步处理为宜,遗憾的是黄法官最终只是通过电话与我们沟通无意见面核实手续,似乎害怕面对当事人家属及辩护人。黄法官最后记录了我的手机号码表示将向主审法官汇报以反馈信息。

嗣后我又多次致电阁下以及纪检陈立军主任,二位均未接听电话。

我们从贵院安检等候大厅出来后又前往信访接待室,两位未告知姓名的信访接待法官看到我们携带的材料后发现是程渊的案子开始装聋作哑,无论我们提出任何问题均不予回应,最后我们只得将申诉控告及辩护委托手续以及此前的法律意见书留置贵院信访窗口要求接待人员向院里报告。

此刻本辩护人再以短信方式将今天下午发生的情况通报作为主管刑事审判的阁下,垦请阁下务必将此信息汇报给贵院负责人肖新平院长,无论如何贵院及各位领导、负责的主审法官对此案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期待贵院在承担本案审理工作过程中能够排除非法因素干扰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本人及程渊妻子的联系方式均已传递给贵院,恭候你们的回应!

程渊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