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儿子吴葛健雄被捕一周年
作者：吴有水
突然，儿子回家了！
那种喜悦，不仅是久别后的重逢，更多是，我以为，终于可以追问真相！
然而，儿子又沿着一条小路，走了。
他说，他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去做，因为，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
我哭了，其实，我也需要帮助啊，儿子！
我在内心底，突然有些崩溃般地狂呼……
随着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的吼叫，我醒了。
原来，这只是一个梦。
然而，虽然只是一个梦，却并不比现实来得更残酷，因为，现实中，我想见我的儿子，也变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
夜里，悄悄地擦去老眼两旁的泪水，回忆起有关儿子你的一切。
如果说，世上一切的恣意都是自私，那么，有一自私就是：你还没有将来的时候，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来承受这没有未来的日子。
我的儿子，就是我的这种自私的结果。
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还没有任何做父亲的准备，当然，也就更无从能让儿子顺利成长的条件。让本不该出生的他出生了，来承担所有我本应当承担的痛苦。
虽然，我手握着有政府批准我生育一个小孩的准生证，但计生部门还是在得知我儿子出生后，追上门来，征收所谓的社会抚养费。
我说：我有你们发的准生证的。
他们说：可是你儿子没有按我们批准的时间出生。
不对，计生的人说，你儿子应当在1995年才能出生。
于是，我拿出那张印得象支票一样的，准许我儿子出生的准生证，指着打印在上面的字说：你看，上面写着：1995年12月31日之前有效，1994年12月14日也在1995年12月31日之前。
不对，你这是1995年准生证，只允许你儿子在1995年1月1日到1995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他们解释说。
我不服，向领导去讨说法。可最终的解释权，归有权力决定谁可以出生的计生部门。
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是3000元，
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是100元多那么一点。
从学校逃离出来，跑到企业，当初的想法，固然是因为内心厌恶自己每年重复地对那些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学生教着我自己也不相信的理论，但还有一点，就是希望能有更多一点的收入——然而，在经过一番论资排的定级后，我每月的工资只能是那么一点，而且还不能保证发放。每月的工资，除了保证吃饭，所剩的也就无几了。要缴纳这么一大笔钱，简直是天方夜谈。
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我违反了计划生育，当然我儿子的妈妈也违反了计划生育，所以，本当过完产假后就可以上班的她，也被要求继续呆在家里，单位给发生活费。
我心里比领导更明白，这只是一种托词，事实上，厂里已经没钱可以发工资了，能够少一个人，就尽量少一个人。
于是，我也提出了辞职。
辞职之后的我，准备自己去做生意。
但是，做生意，需要有本金。本金从何而来，我在辞职之时，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可以暂时逃脱被征收那3000元巨额的社会抚养费。但真正辞职之后，内心却是一片的恐慌：今后吃饭的钱从哪儿来？儿子的奶水钱从哪儿来？
于是，开始决定借！向身边认为可以借的人那里去借！
白天，通过电话，向一位曾经对我许诺过，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的厂长艰难地开口，他很热情地接了电话，最后支唔了半天，说他在开会，晚上再说。然后，我晚上准备去他家。儿子的母亲带上了自己的那点出嫁时的金项链、戒指，准备用着抵押物，抱着出生才两三个月的儿子，跟着我一起去了。
结果，在人家门外等到半夜，也没有等到那位许诺有困难就找他的厂长回家。
又想起了孩子的舅舅，在某单位上班的，也已经好多年了，或许会有一些积蓄。于是，孩子的母亲又抱着孩子，和我一起，坐着夜班的绿皮火车，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去借钱。
印象里，在站台上，飘着雨，刮着冰凉的风，只好躲进过道里，等着火车的到来。每当有火车从过道上头经过的时候，那火车铁轮撞击铁轨的轰鸣声，总会把才两三个月的儿子吓得瑟瑟发抖。
终于从小孩的舅舅那里借到了第一笔钱1900零几元。因为，小孩的舅舅把一个小木盒里的1元1元的钢崩子全倒给我们了，所以会有几元的零头。
这笔钱，对我们来说，可是第一笔借款。钱借回来之，就考虑着今后怎么还的问题。也许，这就是穷人的思维吧，因为生怕还不起钱，所以也就不敢借钱，借了钱，也不敢轻易地去花。
经过东拚西凑，终于有了7000元这么一笔巨款。临行之前，儿子的母亲用一块布，在我的衬衣上缝了一个口袋，把这笔钱缝里衣服上面，这样，就不会掉了或者被小偷偷了。身上其它地方，放了些路上用的零钱，就这样出发了。
临行前，我看了看儿子。他仿佛睡着了，睡得很香、很甜。
我想：儿子，从此以后，我就准备只为你而活了！
车子到达湖南境内的时候，中途要下车休息。
在一个小篷子里，我看到一位妇女抱着一位婴儿，那模样，和我儿子应当是差不多大小。
突然，我的鼻子有一阵酸酸的，眼泪也止不住想掉下来。
好想我的儿子。
于是，我就站在那里傻呆着、盯着那婴儿看，一直看得那婴儿的母亲有些恐慌了，赶紧抱着小孩进了屋子。
在外面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中无时不刻在想念着我的儿子。有一次，突然看到街边有个公用电话，我一阵欣喜之后，便往电话机里投下了硬币，然后拨打原单位的电话，希望能与妻子通上话，让她抱着儿子来，让我听听儿子的声音。
可惜，那时的电话，似乎是永远也打不通的，永远是在占线之中的。
有时，我会一个人跑到山顶上，面朝南方，向着无言眺望，似乎这样的眺望，能从远处听到儿子的声音。
但是，眼里能看到的，只是荒芜的黄土高坡，耳中能听到的，也只是那冽骨的寒风的呼啸。
睡梦里，总是会听到儿子嘤嘤的哭声。
最终，我回家了，虽然没赚到钱，可我还是回家了。
因为，我离不开儿子。
在我失业的那段日子里，我可以天天地陪着儿子。虽然贫苦，却也没有比那种思念更让人觉得不可忍受。
当我到了新的单位上班，妻子也失业了，带着儿子来到了我新的单位。单位里有几个人，总喜欢捉弄他，吓唬他。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在别的吓唬他的时候，他居然会跑到厨房里去，拿起一把菜刀，向着那吓唬他的大人砍去。
想起他穿着一双不适脚的拖鞋，一手提着菜刀，一手指着对方怒斥的模样，那性格简直完全是从我这里复制过去的。
后来到了杭州。初到杭州时，因为一时不能找到公办的小学，只能先到一家离居住地很远的民办小学去暂时就读。
那时，他才十岁吧，读三年级。
有一个冬天，因为挤校车没有挤上，他居然背着书包，凭着自己的感觉走着去近十来里路远的学校去。晚上回来时，还很得意地跟我们说，今天他走着去了学校。他的得意，把我和妻子吓了一大跳！要知道，就是连我们大人，也未必能走路找到那个学校，他一个小孩，居然绕那么多路，走着去了学校——万一迷了路怎么办呢？
从此以后，我就让妻子必须每天早晨看着他上车，以免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有一次，妻子走亲戚去了，几天没回来。
他放学回来后，就会到公司去找我。
有一天，公司的保安因为老板来了，就不敢让他进公司的大门。他只好在大门外的马路上低着头，漫无目的地往回走。我远远地看到了，把他接了进来。
他问我：“妈妈回来了吗？”我说：“妈妈没回来。”他没有吭声，只是回到房间，说他要做作业。到吃晚饭的时候，他来了。我和他一起进了食堂。排队的时候，他老是往门外跑，我知道，他是在等妈妈。他希望妈妈来和他一起吃饭。但最终，他没有等到妈妈的回来。吃饭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润的，但是忍住没有流下眼泪。只是对我说：“爸爸，你买瓶酒喝吧，食堂有酒。”
我说：“爸爸不想喝。”
“你就喝一点吧，食堂不是有酒买吗？”他又说。
他知道我喜欢喝点酒。在他的眼里，喝酒是能给我带来快乐和忘却痛苦的。但是我不能喝，因为，我还要照顾儿子！
但，我被儿子的举动感动得想哭。
我不能哭。
吃过饭后，我要儿子和我一起去散步。多少年，我没有和儿子一起散步了，今天，我突然特别地想和儿子一起走走。他说，他要做作业。我说，散完步再做吧。
他默默地同意了。
散过步回来，我让他做作业，我去取点东西回来。他懂事地答应了。等我取完东西回到房间，发现儿子一个人在默默地流泪。看到我来，赶紧用卫生纸擦着眼睛。
我的眼睛禁不住涩涩的，他是不想让我看到他在哭……
“你是不是想妈妈了？”我问。
他点了点头。
“你要是想，就给她打个电话吧？”
“不打，”儿子倔强地摇摇头——他的性格犟起来和我一样。我知道，他真的是想妈妈。晚上，他还要回到原来的屋子里去睡，他是怕妈妈回来的时候找不到他。我没有答应，因为，我晚上还要加班，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我放不下心。他也没有反对，可是眼里却充满了失望。
我把他带到公司的宿舍里，对他说：“你就在这里做作业吧，做完作业后自己脱了衣服睡觉。爸爸晚上还有事。”
他懂事地点点头。我离开了，来到了办公室。当我再次回到房间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花。
这是想妈妈的眼泪。
后来，转到了公办小学。但公办小学离住的地方还是很远，那时也没有校车。一开始的时候，让他妈妈每天接送。后来，他自己提出说，给他买一辆自行车，自己骑车去学校。
于是，我们给他买了一辆当时流行的女式自行车。他觉得这样的自行车是女式的，很不高兴。但他发现，原来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也骑着和他同样的车，他觉得又开心起来了——他就骑着这辆车，天天来回于学校，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说，车子骑不动了！
我们拿到修车店去，才发现：这是一辆坑人的车，因为这辆车的车轴，居然不是滚动的！那车轴也已经磨得快断了！
而他，却居然骑了两三年！
在这公办小学读书的几年里，其中居然有一个学期，他一直没有吃午饭！这也是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因为，有一次吃饭，居然发现菜里面有虫子。于是，他就坚决不吃了——但却又不愿意告诉我们，而是让自己天天饿一个下午。
他读初中的时候，学校都老师要求补课。
补课不是在学校，而是在老师的家里，因为在外面怕被人发现举报。
补课当然是要交钱的，但老师却决不会说要交多少钱，而只是说根据家长的心愿，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
儿子回来跟我说了，我说那就交800块吧！于是，让儿子给要求补课的老师每人带上800块钱，然后每个周末都让他自己乘公交，去老师家上课。
有一次，儿子对我说：我们老师真好玩，在班上居然不点名地说我。
我问：说什么？
原来，老师嫌我给儿子交的补课费少了——人家都是几千几千地交，而我只交了800元！
“那下次我们就多交一点吧，”我说。
“不交了！我不想补课！”
于是，他就不补课了。
上了高中，我也从来不问他在学校的成绩，就和初中小学时一样，其实我真的不在乎儿子每次考试能考多少分——而是在乎，儿子学习得是不是开心。所以，在高一结束的时候，我也没有关心过他在学校和班上的排名。只是到了高二，我和妻子在苏州玩。有一天，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
“老爸，你想办法把我弄回来理科班来吧！”
我当时一听，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跑到文科班去读书了呢？
后来才知道，高二分班时，他居然自己要求去文科班。于是，学校就根据他的要求去了文科班。然而，他最特长和喜欢的是数学、物理、化学——至于当初为什么要去文科班，他自己也始终没有和我说过，直到现在。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想学法律，而认为法律属于文科类，所以就报了文科班。但到了文科班后，成绩一直不理想。
后来他说：想不到文科班的那些人，那么会读书。
接到他的电话，我就从苏州往回赶。到了学校，找了教务处。教务处的领导表示，现在都开学一个多月了，班早就排好了，再改回来，有点难！
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一位领导终于松口了，说是查查成绩看，看理科成绩好不好。
结果，他一查，惊讶的对我说：你们家长不管的吗？他理科成绩这么好，怎么会让他报文科班呢？
我只好说，分班的事，我压根不知道。
老师也只有苦笑了，说，没有象你这样当家长的。
最终，他答应让我儿子转到理科班，但前提是得有哪个班的班主任老师愿意接收我儿子。
原来，我儿子在那些班主任老师中，是有名的捣蛋分子。说是在高一的时候，居然会带动全班的同学造反的，很有煽动能力。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一听到我吴葛健雄的名字，都会感到头大！
想不到，我儿子居然还有这么大的能量！
正当我以为无望时，终于，有一位姓童的班主任老师愿意接收了。教导处的领导对我们说：童老师要求你们去见个面。
我真的是有些喜出望外！于是立即带着儿子去找到了那位童老师。
童老师是位女的。见了面之后，她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我儿子期末考试能达到全校前80名。
我问儿子：你能达到吗？
“能达到，”他回答说。
“你要说到做到的哈！”我严厉地对他说。
“嗯，”他应了一声。
期末的时候，他的考试成绩是全校前40名。
于是，他成了他们学校的一个奇迹。
虽然他读着理科，依然喜欢读些与理科不相干的东西，比如：资本论。
高考之后，他又报读了法学专业。
大学期间，他留起了长头发，而且还在校园里倒卖法律书籍，也去街头散发过广告传单。每次见面，我也不和他谈成绩之类的。只是有一次，我问他：现在大学有奖学金，怎么没听说过你拿过奖学金呢？
“因为我不想学毛概，”他想也没想直接地回答了我。
有一个暑假，正好北京程海律师不服被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行政案件，要求袁裕来律师我代理，一审开庭时，我就带着儿子去让他参与旁听。同时主要是想让他去见见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律师。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由程海律师开车，去通州去见了于建嵘教授。于教授还带着我们上街去喝啤酒，吃烧烤。送给我儿子一本他自己写的书《我的父亲是流氓》。
第二天上午开庭的时候，戒备森严。由于只能是当事人和代理律师进去，其他的人一律不能进入法院。在法庭，我质问审判长，为什么公开审理的案件，却不允许民众旁听？经过我的努力，审判长终于答应，下午她亲自到法院门口，去把我儿子接进来。
终于，下午开庭的时候，我儿子进了法庭。
这是我第一次带他出门，当然，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
大学毕业了，考虑他的就业问题。
当然首先考虑让他先参加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但第一次考试，失败了。于是，又让他参加了第二次——我并不知道，其实他并不喜欢律师这个行业，但为了服从我的要求，参加了。这种被要求参加的考试，难免就懈怠了。
又没通过。
既然如此，我又无权，也无势，当然也没有钱去请客送礼。也就没有更好的办法给儿子安排一个好的单位了。于是，决定让他去做公益，到程渊那里，先做个两年公益活动再说。
于是，他自己背着包，就去了长沙。
他们主要从事的活动就是帮助一些残障人士和艾滋病患者获得更多的权利保障，比如平等的就业权等。他们还组织了一些残障人士到杭州来参观杭州的残障保障设施，体会杭州市残障设施完备性。一位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南昌人士在参观体验后，感慨地说：以前她对于逛街出门，想都不敢想。这次到了杭州后，从下火车到逛西湖，完全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感觉完全可以不需要别的人帮助，自己独立生活了。
我知道程渊他们一直是在从事公益事业的。之前参与了为乙肝患者争取平等的就业权，促使国家修改了相关的规定，在各种招、考中不再把乙肝病毒携带者列入禁止招、考的范围。也为弱视人士争取参加高考或司法资格考试努力过，为因为身高不能任聘为教师而发起过诉讼等公益活动。
当然，这里我需要提出的是，征收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我也是在程渊他们一起协助之下发起的。
在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之后，我和程渊他们又共同努力为取消超生小孩上户口的限制、上学与社会抚养费缴纳挂钩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努力。最终基本解决了超生小孩的户口问题和上学问题。
程渊和我还共同为失独父母的问题而努力过。为失独父母争取医疗、生活等方面的权益。
我始终认为，做这方面的公益，只是有益于社会的稳定，有益于公众利益的，对我们的这个国家，也是有利的。
所以，我一直支持我儿子所从事的公益活动，只要他们需要，我也会参加一些他们所组织的活动。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这些活动，最终却成为了“犯罪”！
2019年7月22日，在太湖边上。
我和朋友一起，与正在无锡办案的何兵教授吃过晚饭，回到房间。
我的手机响了。
一个不知名的电话打进来，告诉我：吴葛健雄失联了！
接到这个电话的当时，我并不觉得恐慌，因为打心里我压根就不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但是，我还是立即打电话给程渊，求证信息的真实性。
结果，程渊也联系不上。而且，其他人也联系不上！我再回拨刚才打给我电话的那个人，那个人告诉我说：程渊也失联了！同时失联的还有我儿子的另一位同事刘大志！
一阵恐慌开始向我袭来。
第二天，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开始向长沙市110报案！
打了无数个110的电话，从市到区，但一直都没有个结果，也没有哪个单位说立案去查。
7月24日，我赶到长沙，在长沙罗律师的陪同下，到了当地派出所，又到了区公安局。区公安局有人暗示我们：办案单位不是他们公安。
我又回到派出所，坚决要求报案。做完笔录后，派出所的人让我去查我儿子办公地方的摄像。
罗律师把我送到我儿子办公的地方，经过努力，物业公司终于同意我查看录像。查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突然有人进来，不让我再继续查看了。我说我是经过物业公司经理同意的。但那个人坚决说不行，办事人员也就把我查看的电脑关了。我回到物业公司，去跟他们交涉，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不能查了，还张嘴用无声的嘴型告诉人，人是被0O抓了！
在我离开物业公司的时候，旁边屋子里，站满了一堆穿着制服的人。
在我离开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告诉我，他们是长沙市国家O0局，让我手机保持畅通，到时会有人联系我。
于是，我一直保持着手机开机——第二天，有电话进来说，他们是长沙市国家O0局，让我告诉他们邮寄地址，他们将会寄一份东西给我。
几天后，我收到了这份东西。
他们寄给我的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拘留通知书》！
长沙公益仨 